杰里米·里夫金的《韧性时代》是一部重新思考人类发展和进化的论著。在这部论著中，里夫金以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观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深刻分析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造成的文明危机的深层原因，指出人类需要进入“韧性时代”，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效率至上”的挑战弗里德里克·泰勒是“效率至上”的创始人。1911年，他的《科学管理原理》论著一经出版，就把效率的概念植入现代文明的骨髓，从而成为商界的“圣经”。泰勒在其中设计了一个分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管理者几乎可以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以及每个工人的每个动作。这套系统就是著名的“泰勒主义”。泰勒主义的目标是确定在最佳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最短时间，并把它设定为提高效率的标准。

在里夫金看来，“效率至上”论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产品，虽然效率更高，但难免意味着需要的工人更少，从而导致劳动力减少和失业人群增加。工人越来越少，工资就越来越低，于是制造商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一边是制造商积压了大量库存，另一边却是零售商店门可罗雀。

亨利·福特是第一个醒悟的人。他意识到现代流水装配线的效率造成了“消费赤字”，他为资本家同行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理念：即美国公司应该慷慨地为工人加薪并减少每周工作时长。他首先将8小时工作制制度化，其他企业巨头虽不情愿但也迅速效仿这一做法。

20世纪50年代，正是全球制造业经历收益递减的时期。就在这时，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开始试验改良版的泰勒主义，并将其称为“精益生产”。精益生产也称为准点制造，其设计特点是反应敏捷和调整灵活，目标是只生产当前市场需要的产品，在提供各种个性化产品以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同时，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率。乍看之下，精益生产这个更加前卫的新版本在应用上似乎与泰勒最初的构想大不相同。但过去半个世纪的实践表明，这种管理劳动力的新方法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加贴近泰勒主义的精髓。使用了精益生产理论的公司实际上也提高了效率，优化了资源的使用，节省了生产和交付产品的时间，同时还节约了运营成本。

如果说福特主义和精益生产主导了20世纪，那么亚马逊则是将泰勒主义的愿景带入到21世纪。亚马逊是世界大型的物流公司，它的一切工作都与衡量、管理和超级高效有关。2019年，该公司在全球交付了35亿个包裹，并在2020年底跃升至世界500强的第一名。如果弗里德里克·泰勒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对杰夫·贝佐斯运用科学管理原则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宽度和范围而倍感敬畏。

泰勒主义对商业运作的影响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都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讲求效率是正确的，但效率至上是错误的。里夫金指出，泰勒对效率的痴迷已经渗透到人类能动性的骨髓深处，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不仅对人类的心灵有害，对自然世界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韧性和适应性理论的出现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克劳福德·霍林发表了题为《生态系统的韧性和稳定性》的论文，阐述了有关自然环境的形成和运行的一种新理论。霍林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引入了“适应性管理”和“韧性”的概念，与其他先驱者在一起，将生态学与社会学融合，为创建一门全新的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并对传统经济理论指导原则和实践发起挑战。该理论被称为“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CASES)。

霍林提出，生态系统的行为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属性来定义：韧性和稳定性。韧性决定了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持久性，是这些系统接受状态变量、驱动变量和各种参数的变化后仍然保持稳定状态的能力的量度。在这个定义中，韧性是系统的属性，而持久性和灭绝概率是结果。因此，“优先选择的主要策略不是效率最大化，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回报，而是通过保持灵活性而使持久性高于一切。”

在接下来的30年里，霍林对韧性和适应性理论的开创性工作不断被其他人改进、拓展和定性，为该学说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2004年，他与人合著了一本修订后的关于韧性和适应周期理论的书，书名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韧性、适应性和可转变性》。在修改后的模型中，霍林越来越关注自然系统中的“可转变性”，即系统可能无法自我维持，这就迫使它向一种新的自组织系统转变。

早期文献中的“韧性”是衡量一个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可以承受多大程度的破坏并仍能恢复其原始状态的参考指标。但韧性绝不意味着重新达到跟以前一模一样的状态。时间和事件的流逝总是在改变模式过程和关系，无论痕迹多么轻微，这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是如此。韧性永远不该被认为是世界上的一种“存在的状态”，而应该是一种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反过来，适应性是一种时间能动性，单个生物、整个物种或更大的生物群落都靠它将自己融入所有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模式，这些过程和模式在这个互动星球上构成了地球的微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

效率让位于适应性从那以后，霍林的韧性理论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工程科学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