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天下》二十大后，尤其是在习近平出访多国后，中国的新冠防疫策略似有重大调整，核酸检测减少、隔离放宽、不再容许地方政府任意封区封城，香港与内地快将通关的传闻亦不绝于耳。这对香港的旅游业、工商界及渴望与内地家人团聚的港人自是天大的喜讯。

欢欣的情绪不应代替冷静的分析，否则容易乐极生悲。中国严厉的动态清零策略去年仍被世卫视为典范，怎么在世界因新冠而死掉近666万人，及较为躺平的美国死掉百多万人后，抗疫成绩优异的中国却走向宽松?当中的逻辑何在?调整是太早还是太晚?需要甚么辅助性政策以保人民安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精准的成本效益分析。

*防控效益降成本增*

我是赞成防疫政策要调整的，这是因为严厉的防控政策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比前已大幅下降，但边际成本却很可能上升了不少。防控政策的目的是要减少重症及死亡人数，众所周知，Omicron变种致重病率及致死率已大不如前，把多些资源用在防控新冠，所能带来的额外效益已大幅下降。

边际成本方面较为复杂。此病毒传染性增强，几乎已达挡无可挡境界，还去搞围封，社会是否在疲于奔命后仍会感到力不从心?在这个意义上，就算只是趋近动态清零，也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另一方面，内地的组织及动员能力惊人，其核酸检测的能力与效率当世无匹，把千万人口都检测一次，只是小菜一碟，社会成本远低于其他地方。相比之下，香港讲了多时的全民检测从未有能力实施过，高下立判。但社会成本尚有一节不能不考虑，便是抗疫疲劳。封区封城封关，短时间内尚算可行，但时间一长，谁受得了?早前的所谓白纸革命，有其社会基础，只是当中甚多外国势力乘机博乱的痕迹，见识过香港黑暴如何运作的内地人民，对此等活动颇有戒心，所以革命完全搞不起来，但这无碍我们感受到无了期抗疫所带来的民间挫折感，这本身便是动态清零成本的重要部分。

成本上升，效益下降，过去成功的政策也应调整，但我们可看到，中央政府对此犹豫了好几个月。当中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为求社会稳定，不会喜欢大上大落的政策。更为关键的，很可能是中央对生命的价值十分执著。美国社会可以让100万人死去，比一次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死亡人数的总和多出近倍，但却可以完全不当一回事，甚至有人认为死掉一些病残老弱可减少福利医疗开支。中国政府却无法接受此种态度，不断强调人民生命的重要性。《孙子兵法》中有「将有五危」一说，当中「爱民」也是一种危险，是「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在经济战中，中国太过重视保护人民的性命，不敢开关，又随便封城，自是对有形经济大有破坏，但是否冷酷无情视生命为草芥才可能是胜利者?

*中国看重人民生命*

这问题涉及我们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按照当代经济学的看法，生命的价值并不建基于你能为社会带来多少贡献或多少产值，别人认为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并无多大意义，例如你的仇人认为你的生命价值为零或负数，并不等于真的如此，最有资格作出评估的还是你自己。经济学中的定义是你若面对生死抉择，而你若有资源或可借到钱的话，你最多肯付出多少去保住性命。在此领域中，有人弄出不少办法去间接估算生命价值，多年前我阅过一些文献，美国人的平均价值大约600万美元，今天应超过此数。当然，不同人等的生命价值差异甚大，年龄、财富、健康状况等等都会有影响，李嘉诚的性命便比我贵得多，但我们只需一个平均数。

就以美国作例子，她死掉了100万人，生命价值损失总值起码是6万亿美元，等于美国GDP的25%，远超过其实体经济统计中的损失。这是因为此种损失是由当事人及其家人朋友承担的，美国政府及社会根本不当一回事。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政府把人民生命的价值看得重，若中国过去抗疫不力，死亡规模与美国相若的话，那么，死亡人数之多，其中带来的痛苦可被中央视为等同GDP少了25%。这是天文数字，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相关决策理应十分小心。

中国不会完全躺平，因为生命价值是很高的，但中国应辅以甚么政策?中国的疫苗接种率不低，但毋庸讳言，不少老人仍不肯接种。中国各级政府过去似乎对强逼老人接种并不积极，我相信这应改一改，威逼利诱也应使更多老人打针，否则躺平后的风险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