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其基本特征即为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和体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经济代价;另一方面，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不可避免地产生产能过剩、债务累积、成本上升等问题，人口、劳动力、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等影响长期发展的供给侧要素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从总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到供给侧。

基于此背景，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适时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三去一降一补”的战略方针，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通过大力推动“破、立、降”，使供需结构失衡得到矫正，通货紧缩趋向得到遏制，不仅提振了我国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

但也要看到，近年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区域布局正在发生广泛深刻调整，能源资源等供应稳定性下降，全球经济原有供需循环受到干扰甚至被阻断。特别是某些国家不顾国际关系准则和经贸规则，试图通过脱钩断链、打压企业等方式极限施压，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对全球总供需平衡产生重大冲击，原有的供需平衡体系被打破。面对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经济无法独善其身。

尤其是自2020年以来的全球疫情冲击，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等宏观因素，中国经济开始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一些领域风险因素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土地等传统优势弱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受到制约。从这个角度看，仅从供给端来重塑中国经济的“药方”，显然已力不从心，亟待从供需两端发力，既扩大有效需求，又推动生产函数变革调整，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正是针对这种新形势，2020年以来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的基点牢牢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我们统筹谋划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推动供需良性互动，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上一对最基本的范畴。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多重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是最基础性的动力。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两者之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解决供求失衡问题要找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科学把握两者关系，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思路，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决策部署，坚决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从经济学理论看，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是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是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超大规模市场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优势。要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持续激发消费潜力，夯实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二是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出投资的关键作用，围绕补短板、惠民生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企业的投资愿望受到一定影响，投资领域出现一些“流动性陷阱”现象，这需要以公共投资为引导，加大对新基建等领域的投资力度，促进宏观经济的稳步回升。三是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好开放对拓展循环空间的作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继续扩大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吸引全球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打破外部对我国的围堵打压。

此外，需要打通消费堵点和痛点，破除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中高端消费的坚实支撑。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提高供给到消费的物流效率。只有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构建供给和需求正反馈机制，才能促使供需两端相互配合、协同发力，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与此同时，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治理能力，优化金融体系功能，改善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达到更高水平的供求平衡，使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建立在强劲健康的经济基本面之上，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