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拉锯，艰辛异常。中国战“疫”终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优化完善防控措施，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条件。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时，强调“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强调“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今年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就强调了“敢”字。当时的说法是，“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一连串的“敢”，显示出加快发展的紧迫性。最近，浙江、四川、广东、江苏、福建等地已经快速行动起来，或组团出海抢订单，或在家门口举行全球招商大会，抢市场。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三年，也应该是经济社会正常化之年、活力恢复之年。
我国多项总量指标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看人均的话，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厉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月均不足3000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月均不足40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月均不足16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四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其中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9629元，月均1630多元。
再看消费支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100元，月均2000元多一点。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07元，月均2526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916元，月均1326元。
看了我们国家普通百姓的基本收支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才是最大的正确。
把发展作为更为主要的目标
既然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有这么多对敢为的强调，为何在现实中，不敢为、不作为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我在日常调研中有如下感受：
干部不敢为，地方不敢闯，往往是因为上级的要求是多目标，且每个目标都有巡视督查和问责机制，都必须完成。不少目标之间常常会“打架”。例如，稳增长、促发展会被疫情防控中长期关厂关店、阻断人流物流所影响。
企业不敢干，不敢投，不敢创，则主要是因为预期不明。这既包括对市场风险的预期，也包括对政策和执法环境的预期，还包括所有制歧视等深层次问题的预期。
如何理解这些问题?
首先，目标多元、政策多元，正是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因为今天的目标不仅是增长速度，还包括增长质量、环境质量、社会公平等等。
其次，问题不是出在多目标上，而是出在：在多目标条件下，没有很好地因时因地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序。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各部门往往齐头并进，每个部门都有一套刚性化的KPI考核，自上而下的指令越来越多，基本模式就是“开会动员——发文布置——督查考核”，上面布置任务，中间层层加码，层层往下，最终基层兜底，兜不住的时候就对付。
有基层干部说：“现在发展政务数字化，让上面可以穿透看到下面，这是对的。但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个方向，只能向前进，总会有停顿一些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是只能进步，不进步就列入黑榜批评。逼着下面编造数字。”
而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真实情况的反馈则很不充分。久而久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变成常态，基层追求岗位责任的“零风险”，自主性、创造性的行为不断收缩，机械化执行则不断增加。
地方要完成这么多指标，需要相应的人财物力支撑，形成很大的支出压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指出，如果地方受财力约束，难以执行到位，会被问责，所以只能想方设法筹资，甚至违规融资举债，“统筹”使用财政和金融资源，或者把国企、平台公司的资金搞“一平二调”，以完成任务。但这样一来，又会导致政企不分，带来更大的风险。
最后，政策不落实、口惠而实不至，也让很多市场主体缺乏信心。
例如，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早在2018年11月中央领导人就表示，“要高度重视三角债问题，纠正一些政府部门、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行为。”2020年7月国务院发布第728号令《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当年9月1日起施行，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对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机关、事业单位，应当在公务消费、办公用房、经费安排等方面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但我在调研中发现，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是目前的一大痛点，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中小企业说：“口号支持很多，一到实际，支持就很少。”
此外，在不少地方经济下行压力严重之时，市场监管、公安、税务等部门“带着任务”作业，跨区域作业，直接扣押企业法人的情况多了不少。有些涉税、涉诈、涉金融类犯罪是应当打击的，但也有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