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是我们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新冠疫情这三年来，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城乡融合的重要性和当前城乡融合的脆弱性，城乡融合的道路还很远、很长，任务也很重。”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2022”上作前述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杜志雄认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两大重要支柱，城乡融合发展正是这两大战略支柱的结合点。因此，协调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既要按照城乡融合要求来推进，更要以城乡融合发展的状态为依规。

“既然是城乡融合，就要有来有往，既要有物质层面融合，还要有文化、制度层面的深度融合。”孙其信称，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使得更多具备条件的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将城市的资源、服务、治理等融入到乡村。

在城乡融合中推进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同时，报告还指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杜志雄称，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以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来指导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这两大战略，并以城乡融合的发展状态为结果。这就意味着，在“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都要在城乡融合理念的指导和目标追求框架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那么，在具体实践中，城乡融合在哪里融合，以及如何融合，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杜志雄认为，县域空间是城乡融合的具体场景。城乡融合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在具体现实可操作的县域空间里来探讨和实现。“当前，县城建设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过往过度重视城市群都市圈式大城市化战略或进程的纠偏和回归。从中国国情看，单极化城市化道路问题比较多，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大中小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可能更加符合实际。”

至于城乡融合的具体领域，他提到，城乡融合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三大重点任务进行融合，即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这包括城乡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治理等内容。其中，最为重要和突出的是县、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要以城乡融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特征和支撑，要能够在特定的县域里通过教育、医疗等共同体的建设，来真正推进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才能改变以往公共服务问题上‘城里有、乡里没有’，以及‘某乡有、某乡没有’的差别，从而实现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目标。”杜志雄称。

关于推进“三个一亿人”(即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任务，“这是城乡融合必须要做的事。”孙其信称，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使得更多具备条件的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在未来，如何从制度、经济、社会保障等方面，让有能力、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更是一个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如何将城市的资源、服务、治理等资源融入乡村。虽然城乡二元结构正在逐步改善，但城乡二元格局依然相当明显。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反哺农业现代化、城市反哺农村的发展阶段，既需要乡村流动人才融入城市，同时又需要城市资源、服务反哺乡村。城乡融合必须从根本上倾斜更多资源、服务、社会保障来支持乡村发展，从而实现农村产业现代化。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给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明确要求。

在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会长魏后凯称，从“农业必须强”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再到“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反映出中央对“农业强国”的认识，正在进一步深化、系统化。

关于“农业强国”，魏后凯认为，应该包括“四强一高”，即供给保障能力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竞争力强，以及发展水平高。

参照这一标准，他认为，我国农业总量规模大，早已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但大而不强、多而不优，还不是农业强国。与真正的农业强国相比，我国的农业科技含量、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国际竞争力等，都存在较大差距。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尽管近年来中国与高收入国家间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意义重大，这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质量。”魏后凯称，如果在本世纪中叶不能如期建设成农业强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将缺乏坚实基础。当然，也应该看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农业强国是重点也是难点。

关于过去存在的“建设农业强国可能会干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言论，魏后凯回应称，这个认识是不科学的，这是两个不同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农业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农业强国的建成。具体来说，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