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当前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及全球各主要货币未来的走势将如何?中国应采取怎样的金融政策以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基金报记者专访了人民币汇率研究领域专家，第一届中国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委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人民币前景看好

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市场化

中国基金报：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接连贬值，其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

管涛：今年人民币兑美元的调整，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之一，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美利差收敛甚至倒挂。随着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扩大，中美负利差也不断走扩。其次，是利差和避险情绪驱动下，美元指数走强，一直在110点的水平反复震荡。再就是年初地缘政治事件引发的避险资金操作。内部因素则是，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影响了经济的恢复和出口前景。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今年人民币调整的幅度较大，如果明年我们能够在美联储继续紧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更加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用好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同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的合理增长，保持经济复苏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就将对外资形成新的吸引力，人民币可能会重新走出一波上升行情。因此我认为，今年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受到了短期因素影响，不是长期的趋势。

未来，人民币汇率涨跌不取决于美元强弱，也不取决于中美利差，而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我们如何贯彻落实二十大会议精神，实质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稳健增长，是影响未来汇率走势的关键因素。只要我们妥善应对地缘政治冲突，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下找好自己的定位，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合理增长，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稳定，我对人民币未来的走势是有信心的。

中国基金报：人民币汇率近年来的大幅波动是否恰恰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汇率形成机制日趋成熟?

管涛：是的，今年前十个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最大振幅是13.9%，收盘价最大振幅是15.8%，为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最大，这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市场化。而且，汇率弹性的增加，有助于发挥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进而保障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也有助于减轻对资本外汇管理手段的依赖，这将从根本上提振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尽管截至目前，人民币汇率创了十多年的新低，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新的限制资本流出的措施，只是推出了一些宏观审慎和鼓励资本流入的政策。所以，我们要扩大金融开放，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要有一个灵活的汇率政策。

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正当其时

中国基金报：汇率大幅波动，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有何积极意义?需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管涛：市场上一直有对冲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的需求，在国际市场上早已有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只是无本金交割的期货。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推出标准化人民币外汇期货产品，可以方便中小微企业参与，为他们提供对冲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工具。现在无论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有很多交易都是在离岸市场完成的。我们对于离岸的外汇市场既没有监管也没有数据，既不知道人家的仓位和价格，也无法掌握交割时间，这是非常被动的。

随着人民币跨境交易和使用越来越广泛和频繁，我们应该有一个在岸的处于监管之下的场内外汇期货交易市场。

中国基金报：中国正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在立足自身的同时，须在稳中求进中创造出更大规模、更加畅通的人民币国际大循环。您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建议?

管涛：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推动高水平开放。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二十大报告的提法是“有序推进”，较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稳慎推进”更积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是要由内而外。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今年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世纪疫情冲击和百年变局演进。下一步，我们应该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加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国内外的经验看，经济强则货币强。只有既讲求“量”又讲求“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

第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当前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是有其内在缺陷的。美国无论是推出还是退出量化宽松，都会对海外市场带来较大的溢出影响，加之美国不时滥用金融制裁手段，对于信用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较大伤害。面对短期外部因素的扰动，中国一直保持正常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了人民币稳定的实际购买力——我们国内物价基本保持稳定。保持人民币稳定的实际购买力，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的吸引力，对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