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街十号新住户苏纳克(RishiSunak)正挽起袖子，迅速扫除前任鲁莽政策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烂摊子，尽力提供市场相信的也是英国人曾引以为豪的“稳定”。但只有“稳定”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打破低增长魔咒。
一个新词已诞生，“英大利”(Britaly)。随着在50天里拥有第三位首相，英国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国家看起来像二战后内阁平均寿命约一年的意大利。不只是政治生态走向一致，在特拉斯“迷你预算”引发的金融混乱顶点，英国的五年期国债借贷成本甚至一度高于意大利。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JohnKay)最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认为，造成如今一切乱象的根源是传统政党结构趋于崩溃。不止英国，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情况也类似。对英国经济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解决通胀问题，但通胀本质上是暂时的，更大的问题是，通胀究竟会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
74岁的约翰·凯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伦敦商学院教授，并为多个政府机构担任智囊，现任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研究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
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引入并出版了他与英国前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King)合著的《极端不确定性：如何为未知的未来做出明智决策》一书，他们在书中颠覆性地批判了引领过去数十年金融经济研究和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思考范式。
经济学主流研究手段误入歧途
《21世纪》：很多人都还记得，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金融海啸爆发后不久访问伦敦政经学院，在与教授们讨论经济形势时她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金融危机)?尴尬的现场没人能回答。
你和默文·金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解答吗——因为这些年来的经济学研究是走在错误的效仿自然科学的路上，没有正视极端不确定性其实无处不在?
约翰·凯：我认为，说没有人预测到事情严重失控，这既对又错。在银行和金融领域，很多人都很清楚。没有发生的是任何人可以预测到金融危机将在2008年9月爆发，因为这不是你可能拥有的知识，这与其它问题有关。
不仅如此，还有我们所说的，被认为是经济体系中的“反身性”理论(Reflexivity，首先市场总是表现出某种偏向;其次市场能够影响它预期的事件)。如果人们能够预测到2008年9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它就不会发生。这并不意味着说一些严重的状况不会发生，而是不会是以那样的形式。
当我们在书中谈论世界很可能会受到由未知病毒引起的大流行的影响时，新冠还不存在。你可以非常理智地谈论这种事情，但我们不可能说会有一场大流行病将在2020年爆发。谈论可能性和它会发生的概率不一样。
《21世纪》：你在书的开篇显著位置引用了哈耶克的话——我更喜欢虽不完美但正确的知识，而不是那种貌似精确但很可能错误的知识。
这是哈耶克在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说《知识的僭妄》里讲的。选用这段话是希望传递怎样的信息?
约翰·凯：我认为，哈耶克比很多人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这段话也是对我们刚才所谈观点的印证，即你可以对一个事件有大致了解，但这并不等于能够以任何形式的准确性来调节或预测。
《21世纪》：哈耶克当年就曾批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过于信奉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有可能招致令人悲哀的后果。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思维范式和研究手段还是能成为主流?
约翰·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希望提出一种主张，认为经济学的科学地位是与物理学相当的。
第二个原因是，在当今学术界的工作方式中，你会被困于特定的发展路线。也就是说，为了让一篇文章在主要期刊发表，你必须符合一种标准模板。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两种标准模板，一种是相当抽象的模型，另一种是对非常庞大的数据集的分析。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在历史上很有价值地区分了关于科学探究的逻辑——世界的三种主要推理方式，即从溯因、演绎再到归纳法。皮尔士认为，所有这三种推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动态的方法循环，以求获得科学知识进步。
但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演绎和归纳的方式。就像律师和历史学家在处理本质上独特的情况时通常喜欢用归纳法，他们需要找到一些特殊解释，使那里的数据有意义。而要理解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金融危机和大流行，我认为必须采取溯因法。
《21世纪》：你们呼吁经济学界改变对风险预测的态度和选择，不是考虑所有可能性并计算出其相对重要性，而是通过经验和判断。是否可以将这理解为让经济学和金融研究回归常识?
约翰·凯：嗯，这将取决于常识和常理。有些人的常识在过去经常得到正确的证明，而这是基于真实的经验和理解。也有一些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他们，比如我们的前首相或美国前总统，他们在没有什么依据的情况下表达强烈的意见。因此，人们不应该只是说这是常识，而是应该为判断和经验留出更多的空间。
稳定事实上并不长期存在《21世纪》：自俄乌冲突以来，一切都变了，现在相对和平和价格稳定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