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与信用供给层面，央行发挥“宽货币”的基础作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的总阀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挥枢纽作用，通过信贷、利率、资产价格、汇率、预期五大渠道创造或转移信用。从宽信用的五大渠道看，我国目前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信贷传导渠道传导有效性最高，利率传导渠道的有效性显著提高，资产价格渠道、汇率渠道、预期渠道起协调作用，有改善趋势。
今年以来，房地产政策调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接连出台。M2自3月稳步回升，但社融主要依靠政府债券、表外融资、票据冲量，企业和居民中长期贷款回升较慢。从五大渠道看，当前利率渠道、股价、汇率渠道较为畅通，信贷渠道面临挑战：信贷传导效率较低，放贷意愿不强、信贷需求不足;市场化改革优化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渠道方面，股市较为畅通，房地产市场反馈不畅;出口替代效应下，本轮汇率传导整体畅通;央行不断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
经济还在弱复苏通道中，但是力度和空间取决于公共政策对形势的判断，须关注融资需求：一是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关注LPR下调空间;二是财政政策蓄力，新基建兼顾短期与长期;三是稳定房地产，化解流动性风险，保交楼，推动保障房、REITs扩容;四是提振企业信心，这是实现宽信用和投资乘数效应的关键。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和技术。鼓励生产要素流向新基建、新能源、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领域，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营商环境，尊重保护产权，鼓励市场良性竞争。
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应被视为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相互作用的系统，其传导效果，一方面取决于货币和信用供给力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融资需求。经济复苏关键在宽信用，宽信用关键在撬动融资需求，提振市场信心。
一、宽信用理论基础
在货币与信用供给层面，央行发挥“宽货币”的基础作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的总阀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挥枢纽作用，通过信贷、利率、资产价格、汇率、预期五大渠道创造或转移信用。
“信贷传导渠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强调货币供给，即央行通过调控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改变银行贷款能力;后者强调货币需求，即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影响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带来总产出变化。利率传导渠道，指央行通过调整短期名义利率，在通胀预期刚性的条件下，影响短期及长期真实利率，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及居民消费。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强调心理预期因素，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影响企业资产重置活动及居民消费意愿。汇率传导渠道，核心是一国利率变化通过利率平价影响本币汇率，进而通过净出口影响产出。预期传导渠道，指央行通过市场沟通增强公众信任度，稳定预期，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效果。从重要性看，以上五大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信贷传导渠道和利率传导渠道为主，分别对应货币政策的数量型调控及价格型调控，资产价格、汇率及预期传导渠道更加偏重与其他渠道发生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产出。
在货币与信用需求层面，终端融资需求正在成为影响宽信用的重要力量。主流经济学对货币需求的贡献主要包括费雪“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费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三大理论。在技术进步放缓、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长期低利率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货币失踪”“脱实向虚”现象，私人部门投资和融资意愿不足。在中国，宽信用的主要矛盾正在从供给端转向需求端。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出口带动私人部门旺盛的投资和信贷需求，但近年来，潜在增长率下行，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货币流向提供更高投资回报的领域，以地产和基建为代表的重资产、体量大、投资收益率高、抵押品充足的领域成为信用创造的主要驱动因素。
二、中国的宽信用实践
2008年以来，我国的宽信用实践整体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逐步减弱。2008年以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反弹的力度越来越弱，2014年至2015年影子银行风险上升，2020年K型复苏、通胀水平抬升，本质上是短期政策推动受到长期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压制。
第二，宽信用的主要矛盾从供给端向需求端过渡。2014年前宽信用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端，通过放松货币供给，宽信用很快就能见效。2014年以后主要矛盾在于需求端，需求端恢复时间更长，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时滞要经历2至3个季度。
第三，宽信用上半场是政策驱动，下半场是市场驱动。上半场，经济复苏动能较弱，政策发力，推动社融总量回暖，但一般以票据、政府债、短期贷款为支撑。随着社融结构修复，即中长期贷款企稳1个季度，宽信用进入下半场。下半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恢复，表现为中长期贷款稳步回升，社融结构的改善往往滞后总量回暖2至3个季度。例如，2019年一季度社融增速企稳回升，在总量回暖7个月后，社融结构逐步改善。
第四，基础货币投放边际作用减弱，货币乘数重要性提升。以2008年和2011年两次宽信用周期为例，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主要通过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实现，基础货币对M2增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