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经济，有顺势而上的时候，也有顶风而上的时候;有机遇远大于挑战的时候，也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甚至在某些时间和空间挑战大于机遇的时候。

在“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的时刻，转的好，就是生机、转机，转的不好，危机和挑战也可能常态化。

前不久我在《拒绝无力》一文中提出，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人人都在熬，但彼此无需怨，只能苦干、巧干、坚持干、创新干、团结起来一起干。

这篇文章的主题词就是内卷。

去年我写的第一篇大视野就是《不内卷》，最近还在不断思考，原本想写一篇《拒绝内卷》，但通过调研发现，内卷可能是一种长期的伴生物，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与之相处，进而突破它，超越它，开辟新空间。

最近任正非提出的“寒气说”，本质就是，当市场不再向外舒展，而向内收缩，企业该怎么办。

如果稍作观察，你会发现很多指标性公司都在强调，把立足点调整到“以现金流和真实利润为中心”，不再以规模扩张为目标。

抖音集团去年有很多业务未达预期，其董事长梁汝波今年把“去肥增瘦”写进自己的关键指标中。他反思了组织的臃肿，要求减少对非核心项目的投入，大幅降低了招聘计划。他说：“(业务)通过加人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更糟糕。”

中国平安最近宣布，公司标识中的关键词从“金融·科技”回归到20年前的“专业·价值”，显然也是对前些年在金融科技、科技金融等方面高歌猛进的一种调整。

我们习惯了外展式发展，增量式发展。内卷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压力和困难。但如果这就是命运，那抱怨也没有出路。

以下将从什么是内卷、为什么内卷会长期存在、如何破内卷三个方面行文，对研究不太感兴趣的朋友请直接跳过第一部分。

什么是内卷?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内卷：成长和发展出现瓶颈;简单重复自我;组织内耗，抵消彼此的努力;对外的肯定性、包容性、接纳性下降，负面情绪和敌意上升，等等。

最近又仔细看了一些文献，深化了认识。

内卷(involution)这个概念，最早是1963年一位美国学者利福德·吉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的水稻经济时提出的。他发现爪哇农民由于人口压力，不断增加水稻种植中的劳动投入，希望获得较高的粮食产量。但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这就是内卷，或者叫“过密化”。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内卷不是说产出不增长了，而是说单位劳动投入的边际报酬下降了。换句话说，光是沿用过去的投入方式，不够了。

与爪哇水稻经济相对应的研究案例，是日本水稻经济。

吉尔茨的研究显示，大致在同一时期，由于日本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快速的城镇化，虽然其务农人口基本没有增加，但伴随新的投入(如化肥、科学选种、机械化)，获得了3倍于之前的劳均产量。

他评论，爪哇水稻经济是内卷型的变化，即“没有质变的密集化、复杂化”，日本水稻经济才是带有质变的现代化。

中国学者黄宗智研究了长三角水稻经济。他指出，长三角水稻经济的劳动密集度和精细度，在宋代便已达到甚至超越了19、20世纪的爪哇水稻，但其土地在明清所面对的人口压力远超爪哇。由于压力，长三角农业经济越来越多转入更高一层劳动密集度的“棉花-纱-布”和“植桑-养蚕-缫丝”的生产。1350年中国没有人穿棉衣，到1800年平民都穿着棉衣。但无论是“棉花-纱-布”还是蚕丝，其产值都才三、四倍于一亩水稻，远远达不到18倍或9倍的劳动投入的幅度。

既然“棉花-纱-布”、蚕丝的劳动投入极大，而产出很有限(相对于水稻来说)，可以说非常内卷，为什么可行呢?因为这些劳动主要由妇女、老人和儿童来承担，“这些仅具低市场‘机会成本’的辅助性劳动力，吸纳了最低报酬的劳动”，“农业生产‘家庭化’是农业内卷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那么，中国农村经济的内卷化，何时才能真正打破呢?

黄宗智说，“一直到改革时期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加上计划生育导致的每年新增劳动力的递减，世纪之交后农业劳动力总数每年缩减约2%，才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劳均土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去内卷化’”。

黄宗智还研究了小农经济“去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的“东亚模式”，主要是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

以日本为例，在明治时期，就将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确定为协助推动发展农业，而后偶然地，在美国占领之下，受惠于“罗斯福新政”的影响，终止了地主经济，立法将农村土地所有限定于不超过45亩地，并系统组织基于农村社区的综合性合作社(“农协”)，为农民提供有折扣地购买农资、农产品加工和运输以及小额贷款服务。同时，政府配合这些基层合作社建立了服务性(而非牟利性)的廉价批发市场(包括冷冻运输和储藏设备)，帮助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相连接这一基本问题。在基层合作社的小额金融服务之上，建设了全国性的大银行，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额金融服务。

黄宗智认为，农业经济的东亚模式之所以成功，是政府的有效领导和投入，加上普通农民以及村庄社区的良性配合，既防止了官僚体系内卷化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也激发了普通农民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