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市场对“滞”的定价有余，而对“胀”的定价不足。70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滞胀”来临时，美联储往往更关心“胀”而非“滞”。而本轮全球通胀或许难以迅速消退，使得降息潮或许不会迅速开启，主要原因有三：1)能源紧张的“阴霾”尚未散去;2)“薪酬-通胀”的螺旋再度上演;3)全球供应链危机尚未缓解。

虽然本轮全球央行降息潮并不一定会马上到来，但是，我们认为中国仍有机会引领全球率先开启降息：

首先，中国有进行降息的基础。当下中国经济依然有稳增长诉求，但是得益于疫情后，在海外“促需求”格局下，中国“保供给”，本轮中国通胀压力较小，因此也最有可能复刻70年代日本，引领本轮全球降息潮。

其次，降息对托底中国经济有一定必要性。下半年伴随欧美央行继续加息和“能源紧张”的扰动，海外经济动能将进一步下行，中国出口下行压力犹存。出口的加速下行，使得居民就业和制造业投资继续承压，届时降息托底经济的必要性将增加。

我们认为当下的“较优解”是增配3-5年期利率债，原因有三：

1)从历史降息周期来看，降息前6个月维度里，配置3-5年利率债收益尚可，并且安全性较高，能减少择时风险;

2)从资金面来看，资产荒将继续向3-5年期品种蔓延，“沿着曲线做多”将是短期内的演绎趋势。

3)从利差保护角度来看，目前3-5年期债券品种利差较高，即使8、9月份资金面出现拐点，高利差水平下也具有一定防御属性。

除此之外，短期内，在资金面和基本面博弈下，长端利率或继续以震荡为主，当利率上行，可考虑适当逢高布局中长久期品种。

风险提示俄乌冲突升级，美联储超预期宽松，美国经济超预期衰退，美国通胀快速下行，新冠疫情传播超预期，历史经验推演存在误差。

1、本轮“滞胀”如何演绎?

在上期报告《全球“滞胀”的回响》中，我们详细梳理了70年代“滞胀”的形成原因和发展历程。本轮全球“滞胀”的传导路径或将遵循：

阶段一：经济存在内生问题国家率先出问题;阶段二：发达国家央行加息，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问题层出不穷;阶段三：发达国家陷入加息带来的“衰退”。而目前，我们正在从阶段二逐渐迈向阶段三：

1)阶段一、二：问题国家危机逐渐显现

俄乌冲突以来，全球能源和粮价都快速上行，这无疑将给对“粮油”进口依赖度高的新兴国家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叠加新兴市场国家外债占比较高，对发达国家加息敏感，使得“危机”最有可能率先爆发。

2)阶段三：上半场看欧洲，下半场看美国

相较于美国，欧洲对能源依赖度更高。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的上涨使得欧元区国家已经呈现出不小的通胀压力。高通胀下，欧元区经济“动能”已经展现出了显著的下滑，有率先进入“滞胀”周期的风险。

本轮美国经济更有韧性。我们在《美国经济是否出现衰退迹象?》中通过加权NBER判别美国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主要考量得4大指标，得到美国经济“综合指标”。目前来看，综合指标并没有出现显著下滑，表明美国经济仍旧不弱。

美国经济韧性的背后是消费的强劲。美国当下通胀水平的确较高，但是尚未对消费产生明显挤压作用，长期来看，目前美国实际消费水平略低于次贷危机前美国实际消费潜在增长趋势，但远高于疫情前潜在增长趋势。

2、“滞胀”如何收场?

2.1

全球央行“等待戈多”

第二次石油危机后，以美联储为代表得各国央行通过“激进”加息抑制需求，从而平息了通胀。在全球经济“胀”的因素逐渐褪去后，新一轮降息潮的开启，标志着“滞胀”年代的落幕。

目前市场已经开始交易降息，然而，我们认为，目前市场对“滞”的定价有余，而对“胀”的定价不足。70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滞胀”来临时，美联储往往更关心“胀”而非“滞”。而本轮全球通胀或许难以迅速消退，使得降息潮或许不会迅速开启，主要原因有三：

1)能源紧张的“阴霾”尚未散去。对于欧美国家而言，能源涨价是今年以来推动通胀大幅上行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国际油价在今年整体需求较高，库存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年内难以出现大幅下行。

与此同时，俄乌冲突持续，进入冬季后，欧洲“缺气”格局或许难以有改观。目前北溪1号日均输气量仅为正常时期的20%左右，随着用气高峰到来，欧洲能源通胀依旧有较大压力。

2)“薪酬-通胀”的螺旋再度上演。70年代，工会势力强大，当通胀来临时，议价能力较高，“薪酬-通胀”螺旋的产生使得欧美通胀居高不下。时至今日，工会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但“薪酬-通胀”螺旋的压力依旧存在，背后是疫情后劳动缺口难以得到完全弥补，“用工”市场供需紧张，推升薪酬持续上涨。

3)全球供应链危机尚未缓解。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紧张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背后有劳动力缺口、地缘冲突以及生产弹性有限等一系列问题。目前来看，俄乌冲突带来的影响已经边际消退，但供应链压力依旧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在此格局下，运输成本压力也将使得全球通胀在短期内难以下行。

在全球通胀难以消退的格局下，我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