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斯里兰卡同时爆发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总统总理双双辞职。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等国人民也走上街头抗议通胀。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全球通胀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斯里兰卡经济以农业、旅游业为主，其外汇收入主要以服装出口、旅游业以及境外斯里兰卡人向国内的汇款为来源。全球疫情导致其旅游业大幅衰退，2021年，该国政府要求农业有机种植，不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导致大米减产近一半，出口创汇的红茶产量也大幅减产。一系列冲击使其外汇大幅减少，同时需要进口高价的大米、小麦和石油。最终，斯里兰卡外汇严重缺乏，物价飞涨。

斯里兰卡面临的危机，是新兴经济体的一个缩影，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他们都面临通胀的威胁。从以往来看，一般通胀危机会引发一国或地区的种种危机。

当全球面临通胀时，拥有资源的国家如俄罗斯、沙特等国会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工业发达国家因为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而具有很强的抵抗力，除非内部经济泡沫较大。

还有一种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更大，既没有资源优势，也没有制造业，主要依靠农业和服务业，就会承受货币贬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双重压力，出现粮食和能源危机。

资源并非取之不竭，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在西方经济体之外，资源匮乏的东亚地区就是依靠制造业实现经济崛起，制造业是西方之外任何经济体崛起的唯一途径。像英国、南欧等一些依赖服务业的发达国家，每次经受的周期性冲击也非常大。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是以美国以及美元为中心进行运转的体系，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属于边缘地带的“外围国家”，每一次“中心国家”的周期性动荡都会给外围国家带来危机。这种影响力与破坏力主要体现在外围国家对于美元这一国际货币的严重依赖，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几乎每一次都会导致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周期性危机。

美国自2020年开始为应对疫情冲击采取了无限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了全球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而推动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美联储持续加息促进了美元流出新兴市场国家，美元指数节节攀升导致其他国家货币贬值，发展中国家面临组合式冲击，那些依赖能源和粮食进口的国家就会遭遇严重的通胀以及财政与货币危机。

事实上，“中心国家”在面临系统性风险时，往往会选择让他国充当其内部问题的“替罪羊”，转移风险和成本，从而解除来自“中心国家”的周期性冲击，需要摆脱对“中心国家”不平等的依附关系，改善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受到一些来自外部的周期性风险的冲击，比如次贷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此轮周期性冲击来临前，中国积极改善经济结构，大力巩固和发展实体经济;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有效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此同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大循环，逐步降低对外部的市场依赖。这帮助中国降低了输入性风险，提高了政策自主性。

但是，大部分其他的新兴经济体，还不具有改善经济结构的能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有利于发展国家实现工业化，并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不平等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