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先生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他在《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一书中，通过娴熟的文理知识、翔实的中欧近代史史料、严谨的逻辑分析和判断，对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的科学革命的起源、动因重新进行剖析，揭示了真正的科学革命的“密码”。该书还原史实、发人深省，使人在认识中沉思，在沉思中醒悟，在醒悟后奋进。

对“李约瑟之谜”新解

作者在该书中的论述可谓有破有立，这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对科学革命以及和科学革命紧密联系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大航海运动等重要历史时期的分析和论述中。

当前全球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对这些联系紧密的历史时期大多给予肯定和赞扬。对此，作者在书中却用大量的史实资料进行了质疑和驳斥。这冲击、颠覆了很多读者固有的历史认知，使他们认识到这些贴着“科学”“革命”“复兴”“改革”和“大航海运动”等“高大上”标签的历史进程的另一面：科学革命的发展动力很强劲，但其内在却充满血腥和暴力。

作者不盲从主流权威的勇气，自信、科学地质疑经年久远的历史定论的学识、智慧，是《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的可贵亮点。作者这种冲击旧有、僵化的历史研究羁绊的底气，既来自作者正本清源、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也来自作者扎实的学术专业水平——缜密的逻辑论述和严谨的历史佐证。比如，科学革命是指16至17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近代科学兴起。而作者将科学革命主要聚焦在极具代表性的“伽利略—牛顿物理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这就把科学革命这一宏大、厚重的历史议题化繁为简，从而可以更清晰准确地洞察世事、发现问题、分析历史、作出评判。

科学革命的起因、动力问题即科学革命的密码问题。作者在书中以解析“李约瑟之谜”作为探讨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李约瑟之谜”又称“李约瑟之问”，包括“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两层含义，在该书中则被聚焦于“科学革命”。作者介绍说，“李约瑟之谜”有多个版本，其雏形原文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即我们普遍适用于自然并为普世所公认的科学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发展在西欧，而不在中国?”作者在书中将其简化为：“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马克斯·韦伯和道格拉斯·斯诺等思想家对“李约瑟之谜”有个经典的解释：“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作者将这句话通俗化，即科学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除此之外，学术界也存在多种阐释理论。比如，有一种流行历史观认为，“西方民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才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对此，作者反驳道：这无法解释，为什么18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西方公认的政治制度远比英国君主立宪制先进和包容、人民远比英格兰人勤劳、金融制度和私有产权保护远比英国完善的荷兰?而且荷兰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实现“君主立宪”之前就已实现更先进的共和联邦制度，比美国还要早一二百年;英国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学习模仿荷兰;在17世纪英国通过发动三次英荷战争超越荷兰之前，荷兰是欧洲公认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荷兰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同时期的英国更能吸引欧洲其他国家的异教徒和能工巧匠。可奇怪的是，这样的荷兰既不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中心，也不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中心。

另外，这类历史观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处在类似于“东方专制主义”时期的法国、德国和苏联也能够工商业繁荣并产生大量卓越的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作者还论述道，科技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战争和军备竞赛，因此科技是在国家竞争体系的推动下才得到了高速发展。而中国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之后，就铸剑为犁，不可能再面临春秋战国时代那种规模与对等级别的国家竞争体系了。因此，中国没有了春秋战国时代所面临的军备竞赛和这种对于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的爆发式推动力量。换言之，“李约瑟之谜”与“民主、理性、正义或专制、迷信、任意”无关。

“科学革命”的另一面

在打破旧有观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该书的核心论点：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没有任何需求比得上人类在集体性死亡面前产生的求生欲望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

原本科学革命在“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中被塑造成美好、先进的历史进程，可当作者用具体的史实予以诠释后，读者会震惊地发现，科学革命的起因和动力并不平和，而是汹涌的刀光剑影、人类互戕的波涛骇浪。

作者分析认为，近代欧洲国家竞争体系下的激烈军备竞赛，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和热兵器研发的大规模投入，这使得与热兵器相关的科研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引爆了一场“科学革命”。其中，包括了基于炮弹力学原理的伽利略—牛顿物理学革命和基于火药爆炸的氧化燃烧原理的拉瓦锡化学革命。另外，再通过国家竞争体系内高压强下的激烈商业竞争、殖民竞赛以及相伴随的贸易战、金融战、间谍战、技术剽窃、全球市场开拓和由产业政策带动的产业链急剧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