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于赓哲去年出版了《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最近又再版了《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他说，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大瘟疫发生后不同观点都会涌现出来，相互冲撞的过程中带来社会撕裂，但最后经过多方努力和博弈，都重新走向弥合。“人的观念会变，但人心亘古不变，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能够用来反推古代，古代历史也能用来映照现在，这大概就是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意义。”

生死关头才有真实人心

第一财经：为什么疾病对人心的影响可以这么大?

于赓哲：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这种动物会矫饰自己，比如在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学术活动中会伪装，有时甚至能欺骗自己。只有面临生死关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会暴露出来——有些暴露出来的思想以前只是在潜意识中存在，平时连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这时，人才是最真实的，会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做抉择，自然就形成观点冲突。尤其医学和物理、化学都不一样的是，医学自古就摆脱不了社会、宗教、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别说里面还有利益之争。因此，一旦有大规模的瘟疫或者传染病暴发，就特别容易引发人心变化，观点积累碰撞乃至社会撕裂。

第一财经：古代因为大瘟疫或者大传染病而引起观点分化，社会撕裂的情况多吗?

于赓哲：这种情况其实很多，《疾病与人心》当中提的历史我就不提了，再说些别的吧。东汉后期瘟疫频繁暴发，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幸存民众想得到精神庇护，转而寻求宗教力量的帮助，太平道和五斗米教迅速发展。但问题在于，太平道和五斗米教从刚开始路就走偏了，选择模仿政府组织来发展宗教力量，比如太平道建立以"方"为单位的组织，把全国分教编成三十六方，设天公将军、地公将军等;五斗米教则设“二十四治”，多多少少也受到国家化和军事化组织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就导致了极大的社会撕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在上层社会看来，五斗米教和太平道是“妖人作乱”，倚仗着瘟疫扩散而迅速发展，走向逆国家化的组织形式，与国家政权发生了激烈冲突。但在底层民众看来，面对死亡威胁时个人非常无力，他们需要依靠这种宗教组织，却遭到统治阶级镇压。种种原因之下，最后黄巾军起义，张鲁割据汉中，结果是黄巾军被镇压，张鲁政权也被曹操剿灭。

到了近代，尤其是东北在1910~1911年暴发大鼠疫时，同样能看到传统观念与外来观念，也就是与西学的巨大争论和撕裂。

当时的撕裂体现在，第一，新观念和旧观念之争。近代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被清政府派到东北负责防疫后，东三省总督锡良是开明官僚，全力支持伍连德，但民众并不理解。伍连德要求隔离，民众非常抗拒。他为了切断传染源焚烧死者尸体，与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冲突，对民众刺激非常大，当时东北地方士绅强烈抨击，称民“不死于疫，必死于防疫”。此外，鼠疫暴发时接近春节，伍连德要求中断铁路交通，否则关内过来打工的人返乡会把鼠疫传染到直隶和山东，这个规定也激起民众极大反感，有人不顾阻挠甚至徒步回老家过年。

第二，中西医、东西方之争。可以说，自近代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西医之争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里面包含了民族情感、东西方文化冲突，也包含着利益之争。当时东北的防疫措施，西医有套理论和办法，中医也有套理论和办法，很多中医也因为抗疫被感染去世。而且，西医内部意见也是分裂的，比方说，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医生梅斯尼就拒绝伍连德戴口罩的建议。这里边又折射出西方人的傲慢，梅斯尼觉得伍连德虽然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却是华人，水平还能高得过白人?他特地不戴口罩去接诊，结果很快就被感染去世。

疾病比战争对历史的影响更大

第一财经：比起对具体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影响，疾病与思想层面的“人心”研究，难在哪里?

于赓哲：古代疫情暴发后社会出现冲突和撕裂，但民众没有话语权，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书写者贯穿的是士大夫的价值观。近代有了报纸，民众发声渠道比古代多一些，但同样有阅读门槛。直到互联网时代，各方声音才非常突出，原因很简单，自媒体信息发布是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人人都有话语权，所以意见对立和冲撞显得格外明显。

因此，古代疾病对“人心”影响的研究，主要难度是没办法把历史上“沉默的大多数”的所想给完整展现出来，只能从史官、史料书写者的笔下去揣摩、感受。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认为史料里表述的观点就代表了古人的观点，甚至有的史料还要反着读才能看到真正的想法。同时也要始终注意，看到的历史记载不一定是真实的存在，必须按照逻辑和其他证据链条来对“人心”进行揣摩。

第一财经：你提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于赓哲：这个观点我是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年鉴学派把影响历史的因素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在我们看来无比重大的、轰轰烈烈的一些政治事件，比如战争，只是影响历史的短时段因素，而气候、地理、生产方式、思想等属于中长时段因素。疾病自古以来就跟人类相伴相随，在人类文化塑造上起到极大作用，比如几乎所有宗教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