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
税收征管改革下的文娱领域正在折射出智慧税务的轮廓。
继2018年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之后，去年郑爽偷逃税事件开启的第二轮文娱领域税收治理已半年有余，由此引发的舆论效应将监管导向传达得深入人心。
2022年春分时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北京对凡影创始合伙人、众观科技创始人兼CEO王义之进行专访，以期通过一位深耕影视行业十年的创业者视角来呈现这一图景，目前众观科技所服务的影视公司和影视项目数量已位列影视服务行业首位。
“这两轮治理过后，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只要收入达到百万的人都会开始思考自己的收入性质。”王义之说道，建议高收入人群尽可能要把“劳务报酬”和“经营所得”做好梳理，否则就会出现类似邓伦、薇娅的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从2021年8月份的郑爽、张恒，到2021年底的雪梨、林珊珊、薇娅，再到2022年初的平荣、邓伦，本轮文娱领域税收治理对上述人员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总计达19.34亿元，且处罚原由中均涉及转换个人收入性质。
从野蛮生长到规则建立
倏忽八年，“人间”已换，福祸相依。
2014年，王义之创业靠的是风投的钱，而彼时资本看重的是影视行业赛道的发展;2022年，热钱散场，他反倒靠着行业调整期的税收治理契机得以站稳脚跟。
王义之回忆称，其拿到的最近一轮融资还是在2017年，那年正是影视行业黄金时代的尾声，当时凡影的定位是做行业市场调研、内容评测类的咨询公司，同时正在向营销数据平台试水，试图打通行业市场数据，最终咨询服务成为文化行业龙头，年收入达千万，但营销数据平台则不断碰壁。
“2017年新业务碰壁后我才想明白，影视文化行业核心是要解决内容生产问题，其中一个环节便是要帮助从业者提高生产效率。”王义之认为，那时不仅影视行业，所有文化内容行业都处于野蛮生长期，细分的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很不完善，产业化进程处于起步阶段，还未真正解决生产环节的规模化问题。
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王义之首先想到的是开发各类供从业者使用的软件工具，但是这一市场早已被国外成熟的开发公司所占领，且市场小、投入大、更新迭代和创新已经有游戏行业冲在前列。
就是在调研行业各类工具并进行推演的过程中，2018年，恰逢国地税合并、新个税法出台，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被曝光，由此拉开了第一轮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整治大幕。凭借这一契机，王义之带领团队面向剧组制片人及财务负责人开发了一个批量支付及报税的工具，面向剧组提供“人、钱、票”的在线财务合规管理。
“范冰冰事件出来之后，大家会发现剧组里面涉税的问题最严重的便是发票开具的问题。”王义之分析道，因为剧组人员灵活，供应商种类分散，合作周期也很不稳定，多采用现金支付各种费用，以前现金规模偏小，随着整个产业快速发展，涉及的现金由万元级增至千万级，剧组从银行提取巨额现金时，往往采取的渠道就不那么正规。
由此面临的问题是，现金支出没有登记、没有凭证，收支无法验证。
彼时，多地政府为招商引资扶持影视文化行业发展，对符合条件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组织形式以核定方式征税，有的明星工作室甚至可以享受到3%的税率。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均属于综合所得，适用3%-45%超额累进税率，而经营所得，则适用5%-35%超额累进税率。二者的最高税率虽然相差不大，但前者的缴税基数是“收入”，而后者的缴税基数是“利润”，即可以在缴税前将成本费用和损失扣除。
由此，行业内无论是剧组还是明星，通用做法便是注册成立一个或者多个工作室，通过核定征收后取现，一个项目完成后往往还会采取注销的形式，希望隐匿收入来源。
据新华社报道，自2018年10月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以来，影视行业纳税人认真开展了自查自纠;截至2018年底，自查申报税款117.47亿元，已入库115.53亿元。
此轮税收治理后，全国多个影视园区针对“影视类”企业，影视类个人独资企业、影视类个人工作室等取消了核定征收方式，鼓励年收入符合查账征收方式的个人工作室聘请专业的财税人员，建立规范财务制度、设置清晰的账务账簿，按查账征收方式申报纳税。
正是在影视文化行业财税合规的大背景下，众观业务得以快速发展，王义之介绍道，截至目前，众观科技所服务的影视文化类企业达500余家、影视项目700余个，是影服行业中服务企业和项目最多的公司。
“我们的业务核心是解决影视文化行业在财税管理上的不专业问题，帮助项目公司及创意工作室实现数字化的建账，使得中小公司业务流、资金流、合同流、票据流能够四流合一，确保没有假账。”王义之认为，税务部门的核心是一个数据部门，数据真实是底线，要确保税对应着的业务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财税问题本质是规则建立的问题。
2022年3月25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