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行为认定泛化，不仅仅是将失信行为的道德意义和法律意义进行简单混淆，而且出现了过分扩大，将不属于社会信用领域的问题使用社会信用手段进行规制，导致了失信行为认定泛化的现象。及时运用恰当的方式进行规制，方能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我国的社会信用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失信行为认定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是，由于失信行为概念的模糊、失信行为认定标准不统一和全国性社会信用政策下达过程中的信息扭曲，产生了失信行为认定泛化的现象。保障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康发展，需要厘清失信行为与邻近概念的关系、统一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和加强社会信用政策贯彻力度。

失信行为认定泛化现象值得注意

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构高信任度的社会，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以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为基础”，以期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和失信可耻的文化氛围。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持续推进诚信建设作为推动道德实践养成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地区、一些行政机关失信行为认定泛化的现象。如某市交通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实施意见》，其中将逃费、占座、进食、推销营销和大声播放视频音乐5种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记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还有某市交通运输局的《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也将外放声音等不道德行为视为失信行为。虽然社会信用本身就有“以德入法”的色彩，以期提振全社会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不道德行为和失信行为划等号。

针对这种失信行为认定泛化的趋势，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2019年8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合理适度，防止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用记录泛化、扩大化。同时，失信行为认定泛化问题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并衍生出一系列的连锁问题。如不道德行为能否认定为失信行为?失信行为的道德含义和法律含义应当如何界定?如何规范失信行为的认定?

失信行为的界限与信用的三重属性

失信行为特指失去信用的行为。在社会信用体系中，信用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为失信行为的标准，是失信行为认定的主要依据。如果对信用的定义不清晰，便会造成失信行为认定的盲目性。

信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具有道德属性、经济属性和法律属性。

信用的道德属性指诚信。信用的经济属性指信贷，是随着买卖分离、延迟支付的出现而逐渐走进了社会大众的视野。“信用”一词在入法之后才具有法律属性。通过北大法宝进行检索可以发现，截至2021年8月，我国共有11部地方性法规对“社会信用”进行了明确界定。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社会信用，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遵守法定义务或者履行约定义务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社会信用”作为法律概念只存在于地方立法之中，其法律效力的发挥仍然具有地域局限性。

信用的道德属性、经济属性和法律属性可以分别归纳为“诚信”、“信贷”和“社会信用”。道德、经济和法律等多层次的信用内容组成了综合性的社会信用体系。而上述两市交通部门的规定为失信行为的外放音频、进食、推销等行为并不具备信用的三重属性，所以将其认定为失信行为乃欠妥之举，只能将其归为不道德行为。从逻辑上看，将不道德行为认定为失信行为是将信用的内涵进行了扩大，进而导致失信行为这一衍生概念的内涵随之扩大，造成了失信行为认定泛化的现象。

失信行为认定泛化的原因

通过北大法宝和法律法规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虽然我国出台了大量的社会信用领域的法规和规章，但是并没有对失信行为这一概念进行阐述。这是因为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信用立法的初级阶段，立法实践仍然停留在“地方立法试验”阶段。由于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有限，所以类似于“失信行为”等社会信用立法中的重要概念和规则还无法由地方立法予以供给。

我国社会信用立法虽多，但是没有一个关于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可以通行全国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存在地域有效性或者行业有效性，导致在立法文本中对失信行为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存在差别，没有达成共识并且形成统一的标准，这也成为社会信用建设实践中出现失信行为认定泛化现象的原因之一。

虽然政策也发挥着重要的调整作用，但是政策存在着自身局限性，在下达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扭曲。政策本身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政策执行者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有着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失信行为认定泛化的负面影响

失信行为认定泛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一具有良好初衷的政策的预期外后果。

失信行为的认定是为了对信用主体的行为进行归类，其作用是给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提供目标指引，彰显信用的重要性并产生积极的信用修复效果，从而减少失信问题。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