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初，各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初期，出于采取疫情封锁和隔离措施的考量，纷纷实施了向个人和家庭直接派发现金的大规模援助政策。目前疫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但对这类现金发放政策的关注热度却并未消退，更激起了对这类政策背后的理想方案——“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come,下称“UBI”)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讨论。2020年7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年一度的纳尔逊·曼德拉演讲上，更是谈及不断变化的世界要求制定新一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其中应包括可能实现的UBI。而今，有迹象表明，这一方案正成为各国在参与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的一种社会治理新动向，值得关注跟踪。

UBI方案的理想图景

UBI，是指“无条件”地为所有个人(而非家庭)定期发放一笔现金收入。所谓“无条件”，包含普遍性和无义务性两大特征，前者指不存在对受益人收入和经济状况的审查，后者指不要求其证明自己有工作意愿。UBI方案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797年，首创者托马斯·潘恩提出应建立一个国家基金，为人们发放“终身年金”。在漫长而激烈的学术辩论后，1972年，美国总统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将UBI变成一项正式的政治主张，即成立一个给所有美国人每年支付1000美元的“人头基金”，但在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攻击。20世纪80年代后，UBI方案的讨论逐渐成为全球趋势，2004年在巴塞罗那大会进一步成立了国际性的UBI研究网络，即“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如今大量的UBI方案研讨会议、新闻、报告不仅可以从中获得，而且时常见诸全球主流报端。

关于UBI方案的基本内容，其发放金额的设定会因领取人年龄、领取时间、领取地理位置等因素不同而存在差异。在领取年龄上，UBI的金额可能因年龄而异。一些UBI方案明确限于成年人，并用普遍的儿童福利方案作为合理的补充。如2016年瑞士公投的UBI方案中，未成年人的UBI是成年人的四分之一，而在2019年韩国京畿道的UBI方案中，其只为24岁的青年人提供UBI。在领取时间上，可能是每年一次，如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阿拉斯加分工方案，但大多数UBI方案被建议每月支付一次。在领取的地理位置上，UBI金额的设置可能会因地而异。但当UBI在超国家层面运行时，就可考虑地理差异因素。同时，UBI的金额也必须足够稳定，但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UBI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范·帕里斯认为，UBI水平应当是当期人均GDP的四分之一。UBI概念的根本要义在于，它以现金支付，而不是以食品、住房、衣服或其他消费品的形式支付。当然，UBI也被认为应是个人收入的最底层级，不能是其他收入的补充，因此领取人不得将这笔未来的现金流作为贷款抵押。此外，UBI最好被设计为免税的。

不同于一般社会保障方案，UBI具有实现个人自由的理想追求。UBI的宏图在于根本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谈判地位，从而解放所有个人，被推崇为“实现自由的一种强有力工具”。一方面，UBI不审查领取人的经济条件和收入状况，因而区别于以低收入为条件的生活保障政策。其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基本保障，而不是一种只对特定低收入群体施舍的福利。伦敦大学的盖伊·斯坦丁教授就认为，UBI的实施使得“与接受政府福利相关联的污名和羞辱将不复存在”。这也使得政府无须再监督个人的特定信息，使之不那么具有入侵性，更能体现对个人的尊重。另一方面，UBI方案也不带有工作要求，从而能提高劳动者的议价权利，一定程度上使其摆脱不平等的关系，让人对报酬低廉且没有吸引力的工作有说不的权利。此外，在满足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使劳动者能摆脱单纯为谋生而进行的劳动，而更多地从自身出发，考虑到意愿和兴趣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迈向自主劳动，根本上改善劳动质量。相比之下，实施就业保障可能导致强迫劳动，忽视了工作在个人实现方面的意义。

UBI方案的现实写照

尽管UBI作为一项理想社会方案的构想已有百年历程，但在全球不平等问题加剧和数字化的当前背景下，其再次展现出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1.全民基本收入的现实背景。

一方面，全球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疫情催化并加剧了不平等，一些国家提出通过调增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开征累进型财富税等方式调节和规范富人的高收入和累积财富。然而，尽管对于过高收入的“调高”迫在眉睫，但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收入转移政策的“补低”调节效应其实更为重要。从国际经验看，收入转移与个人所得税对再分配政策的效果的实现，分别占80%和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发布的《解决不平等》报告中，曾对UBI在应对收入不平等问题上作出评估，IMF认为UBI将改善所有国家的不平等问题，经测算，UBI将使得基尼系数平均下降5个百分点。

此外，由于UBI不要求对收入和工作状况进行审查，因此相比精准性减贫方案，能在政策覆盖范围上避免贫困人口漏出，体现出持续性优势。印度在2012~2013年的试点中，之所以选择将UBI作为减贫的工具，就是因其可以免除政府在福利计划下确定合格受益人群的任务，从而大幅降低行政成本。该方案的优势也在应对疫情措施中得到证实。经合组织(OECD)在2020年发布的《在新冠疫情危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