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存在的短板：一是基础研究能力仍然薄弱;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三是技术转换机制不健全;四是对创新市场的激励、支持及保护不足;五是激励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仍有优化空间。

完善创新体系的对策建议: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夯实基础研究;二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激发企业创新发展动力;三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升我国产业链科技水平;四要通过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加快集成创新;五要建立多层次创新的整合机制，健全创新链条;六要进一步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营建鼓励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必须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与动力，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式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创新型社会需要多层次立体式科技创新体系

首先，创新发展要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的动力。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在现代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快速更新的新发展格局下，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只能跟随在产业链的末端，缺乏发展后劲。我国的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企业活力，使国有企业在内的我国各类企业逐步成为了市场经济中创新发展的主体。

其次，创新发展需要依靠国家意志。创新发展没有国家的经济及产业政策扶持是不可想象的，发展中的“后发国家”更由于缺乏技术基础积累尤其如此。新中国诞生伊始，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着手建设新中国的科研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一步将技术进步作为产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我国经济技术飞跃式发展，并在部分领域赶超了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也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创新发展，美国从二战后不断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并激励科学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近期又提出的“新基建”计划中斥巨资专门用于资助“面向未来的研发和技术”，为下一步全球科技竞争谋开局。其他发达国家也都提出科技发展战略不断提升自身的科技竞争力，如德国政府提出的“德国工业4.0”、日本从2001年提出的“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等，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创新发展的国家意志。

其三，创新发展要夯实基础研究。一般而言，知识与技术的扩散会沿着“原创理论——技术开发及应用——市场推广与验证——推动理论再创新”的轨迹扩散并发展。在知识与技术的扩散中，社会分工越细，市场越大，知识传播范围就越大，技术进步就越快。因此，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保护和鼓励基础创新的政策中一般采取鼓励并大力资助“小功能”“模块式”研发创新。即国家给“指南针”，不直接给地图，补贴和资助大量的基础性研究，以形成模块式研究成果，社会获取创新资源手段更为灵活，功能可以根据需求随时组装，效率更高，还可以避免投资浪费。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充分尊重科研人员，鼓励长期基础研究，迄今已有27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多数在物理、化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发达国家强化基础研究的战略，为功能化的应用技术发展和进一步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四，开放性是持续创新的前提。开放性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市场开放性，二是技术研究及应用的开放性。从市场开放性方面看，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交流越广泛，就越会形成新技术应用快、迭代快的局面。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形成了有利于新技术大规模快速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从技术研究及应用的开放性方面看，由于基础研究用途的广泛性和应用研究的多样性，研究成果越开放就越能促进更多的创新发展。特别在基于“小功能”“模块式”创新条件下，技术不断进步与应用创新可以将小型创新和基础性创新推动演进成为科技的重大创新，如产学研深度结合能极大地促进创新发展。创新开放性就必须反对垄断，因此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都制定了比较严苛的反垄断法，甚至为了鼓励竞争、创造创新环境，不惜拆解大型科技公司。

其五，激励创新要保护知识产权。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但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可能导致成果的无偿利用，并损害创新企业的利益，打击创新积极性。激励创新一方面要防止因行政、技术、市场垄断导致创新失动，另一方面要对知识产权及创新成果进行有效保护，打击假冒伪劣等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创新发展实现激励，否则容易形成企业“不创新在等死、创新就在找死”，只能片面追求以低成本抢占低端市场的逆创新状态。

其六，要发育健全各类创新链条。实现全面立体式创新，要促进大中小企业创新链条，协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创新。相对大企业而言，小企业由于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更大，一般具有更为敏锐的市场观察力和更强的活力，从而更具有创新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在创新前段的研发环节。大企业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