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作者费舍尔认为，历史上四次价格起伏的浪潮不是连续性的，既没有周期性的循环，也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80年，有的长达180年。但其中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即起因都是人口迅速增长以及总需求的增长导致物价上涨，金融市场不稳定，劳动力收入下降，贫富分化扩大，进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瓦解。

从价格研究的角度重新切入历史观察，也能发现之前容易被忽视的历史细节。费舍尔认为。

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陈达飞则指出，中国历史中离当今最近的一次恶性通胀出现在解放战争末期，当时国民政府使劲印钞，使得货币大幅贬值，这种做法预示并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历史的共性不管在中国不同的朝代，还是在西方国家不同的时期，都不断地重演。”

数据研究的优势和不足

第一财经：关于影响历史盛衰和走向因素的解读，除了传统的王朝更替或者阶级斗争，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新角度，比如《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地理条件、气候变迁，《瘟疫与人》中的疾病，《技术与革命》中的技术变革，等等。相比而言，费舍尔用“价格革命”来重新解读历史，其亮点何在?局限性在哪里?

陈达飞：确实，现在有很多见微知著的历史研究，比如《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件T恤的全球之旅：一位经济学家对世界贸易的市场、权力与政治的考察》等。以价格为线索进行历史研究，优点是时间序列比较长，而且相对比较准确，研究者可以先从价格数据波动中表现出来的相似性，看背后是否反映了某种历史规律，进而把上千年历史串联起来。

价格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健康程度的诊断指标之一，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价格出现长期比较高水平的增长，就说明治理水平不足。除了与生活消费相关，价格也跟生产相关，是调节资源配置的重要信号，如果价格不稳，波动很大，就会扰乱生产，形成重重恶性循环。

但价格序列比较长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不足。数据可得性是所有经济和经济史研究中最关键的点，当价格、人口等数据缺乏时就会影响研究结果，所以你看《价格革命》，里面最主要的价格序列是英国，而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提得很多的美国就出现得很少，因为美国从独立战争到现在只有两三百年历史。

第一财经：确实，虽然《价格革命》的副标题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但很多篇幅都是讲欧洲，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历史。

陈达飞：价格波动背后的原因很多，费舍尔总结了七种主要的因果关系理论：货币主义、马尔萨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农业和环境论。经济学中对问题的解释很多维，这主要取决于对经济现象怎么理解和挖掘，跟写作者本身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密切关联。

虽然费舍尔没有用专门篇章考察中国的价格史，但他总结的有些规律还是能与中国历史规律对应，比如西方大通胀对应的是货币贬值，在金本位时代，货币贬值很多时候是由政府发债和印钞带来的。政府为什么要融资、要印钞票?战争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结果大家手里的钱不值钱了，社会自然就更不稳定。

回到中国历史，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在解放战争末期，当时国民政府使劲印钞，使得货币大幅贬值，这预示并加速了蒋介石政府的垮台。所以你会看到，大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社会不稳定、朝代更迭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可以说，历史的共性不管在中国不同的朝代，还是在西方国家不同的时期，都不断地重演。

人口与价格关系已改变

第一财经：费舍尔认为，以往几次价格革命都是由人口增长引发需求增长，导致供给不平衡所推动的。当今全球都面临少子化趋势，AI时代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也规模空前，极大提高了生产力，那是否意味着人口因素对通胀的影响将会削弱，今后有可能摆脱价格革命的宿命?

陈达飞：费舍尔讲的人口跟物价的关系可以工业革命为分界线，分为两段。前三次价格巨浪相对比较简单，表现出来就是和平时期人口生育率提升，人口增长导致粮食减少。当时自然对人类的威胁也比较大，自然灾害一来粮食就欠收，更是导致物资短缺，物价上涨。

但是，工业革命后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至今还在不断显现，就是经济增长和复杂程度与以前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例如供给侧，以前是讲人口和土地，现在已经基本不怎么讲土地这个要素了，而且早期阶段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很高，但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技术水平。因为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是逐渐体现的，人口对于供给侧和需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最终价格的形成就取决于这些力量的博弈。

《价格革命》这本书中，更多是谈人口数量带来的价格增长。但今天谈人口跟价格的关系，还要关注人口结构，年轻人、老年人，还有中间部分的劳动者，他们对于供求的含义不一样。年轻人没工作之前只消费不生产，老年人也是一样，中间的劳动者又是生产大于消费，如果一个社会是属于这样的橄榄型结构，肯定就是高储蓄的，对物价来讲是一种向下的压抑。反之，如果是偏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对物价来讲就是一种向上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