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投资在中国内需体系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或缺，“适度超前”基建是现阶段坚守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的表述显示出政府对短期内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担忧。“三重压力”来自经济的很多方面——以房地产、城投为代表的投资需求收缩，散发疫情持续扰动导致的消费和服务业需求下降，以能源危机、原材料短缺为代表的供给冲击，以及整体经济增速下行导致的市场预期转弱，这些压力共同导致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有所下降。这时，外生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就十分必要。
在9月6日开幕的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提出“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2月10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再度出现，结合明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基调，基建投资提速将是大概率事件。如何理解“适度超前”基建的具体内涵，明年基建的投资增速能达到多少，主要投向哪些领域，是本文希望探讨的核心问题。
短期稳增长，中长期构建新发展格局
短期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亟待宏观政策发力稳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背景下，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只有通过逆周期的宏观政策提振国内需求和改善市场预期，才能把经济拉回正常的增长轨道。
财政是稳增长的核心力量，减税、增支和基建投资都是重要抓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提振内需最有效的宏观手段，一方面是公共财政的减税与增加支出，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涵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各个方面。
在过去历轮经济下行周期当中，基建投资的逆周期调节往往见效更快。一方面，公共财政支出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往往会受制于收入的下滑，另一方面减税对实体的激励效果又相对间接。相比之下，基建投资的稳增长效果更加直接、有效，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计划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后经济的快速复苏。
中长期来看，基建投资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一环。疫情冲击之后的中国经济，外需强劲，但内需疲弱。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内需潜力。当前，房地产投资增速的长期下行趋势或许已经确立，制造业尚处在高质量转型的过程中，而且消费需求也还没有真正成为经济的主导。因此，基建投资在中国内需体系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或缺，“适度超前”基建是现阶段坚守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何理解“适度”与“超前”?
“适度”是要求在综合考虑地方财力和实际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适度”的第一次层内涵是不能“过度建设”。过去不少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长，通过城投大规模举债进行基建投资，超出了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超出了其本身的财政实力，投资收益也不足以弥补其债务负担，进而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适度”意味着政府要在基建投资中要履行好宏观调控与防范风险的责任，处理好政府与城投平台之间的关系。“适度”的另一层内涵在于新基建层面，由于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市场空间尚不明确，在进行投资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建设后的应用环境、商业变现以及投资回报周期等问题。
“超前”意味着要进行前瞻性的基础设施布局，为未来的经济需求和新技术的应用做好准备，同时兼顾逆周期与跨周期。第一，超前布局基础设施能够催化商业应用，带动激发新需求和产业化潜力。以4G为例，4G网络的构建和带宽的提升催生了一系列新业态，带动了视频、游戏、零售等产业的革新进步，极大的刺激了消费与内需。第二，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超前进行基建投资，既能起到逆周期托底经济的作用，也能增强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是能够较好结合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思路。
明年基建投资能起来吗?城投的融资约束是基建投资发力最大的阻碍，但监管是有周期性的。2018年以来，历年的中国基建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4%以下的较低的水平，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暴露，城投平台、非标融资监管、项目审批趋严不无关系。若剔除专项债，基建投资的其他资金来源在2018年以后是逐年下降的，背后是城投融资的约束不断加强。这一现象不仅在过去几年出现，在今年年中的15号文之后愈发突出——在新增专项债大量发行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几乎零增长(两年平均)。据我们估算，基建投资中来自城投的资金每月同比减少超过1500亿元。但是，监管是有周期性的。在稳增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城投平台也应承担更多的逆周期调节责任。近期的一系列信号，包括央行对于城投贷款的指导、财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