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顶层设计中，政府原本想依靠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所谓的“新三座大山”问题，就像四十多年前成功的依靠市场和资本(引进外资)解决了普遍贫困问题。但是由于资本的过度逐利性、商业化和短视化，与教育、医疗、住房所具有的长期社会属性不相匹配，暴露出了很多恶劣的问题。当问题逐渐暴露后，高层就开启了一个看似强硬的去资本化过程。但是这样的去资本化，在这三大领域与国际资本市场关联非常密切的背景下(在美股上市的中概股有大量的教育和医疗公司，而房地产公司有巨大的外债)，所造成的中概股和中资美元债的巨大价值重估，或者说是价值塌陷，可能会加速中国经济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脱钩。

然而这可能已经不是高层重点考虑的问题。站在一个国家层面，贫困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普遍贫困问题解决完之后，下一个一百年要做什么?国家统一，共同富裕，民族复兴。这是国家的大战略，这是投资要看的第一趋势。这里有一个大的逻辑：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组合耐人寻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权重可以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初期的本意是想通过市场经济解决增量做大的问题，然后通过社会主义解决存量分配的问题。可以说，在整个政策设计的逻辑主线里，现在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组合权重进行调整的时候了。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要看最终的目的，是效率还是公平，是鼓励先富还是抑制后富。回头来看，十八大是市场经济话语权的最高峰;自十九大后，高层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做宏观的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刻内涵。当下，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以后，下一步就需要解决相对的贫富差距问题，还有一系列民生问题。这是两个一百年交汇处必然做出的选择。去资本化可能是第一步，然后重新考虑可市场化的边界，或者全部国有化，回到大一统的模式。

对于新三座大山，国家本来是想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尤其是十八大，将市场经济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单靠市场和私人资本无法解决新三座大山问题。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回到社会主义，这是本能的国家意志和政策反应：市场经济负责效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搞钱激发人的积极性;社会主义负责公平，受教育、被医治、有容身之处，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四十多年来就是这样在融合和冲突的矛盾关系中前行，显示出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另一种韧性和张力。恰恰就是这种张力，成就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成果。然而，如果这个韧性空间和张力一旦消失，就很可能发生巨大的“制度内卷”和历史回潮。这个不宜盲目论断，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动力学上，很多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

在顶层设计者的叙事体系里，现在的改革都是硬骨头，容易改的都改过了，现在每一项改革都是攻坚战。原因何在，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特征是涌现出了各种靠金钱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改革的航船进入到了一个灰色地带，一个复杂不确定的“量子世界”，很多问题都是不同属性的叠加态。简单的问题容易解决，但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叠加态，政府和市场的叠加态。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改革的深水区、“无人区”。医疗体系为典型代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处理好的。因为医疗这种产品，既不是单纯的私人物品，又不是单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一种叠加态的产品。这种领域的改革最难。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进行准公共产品和社会企业的研究。因为将来很多问题，全球的，国内的很多问题，包括健康、环保、气候、社会稳定等很多严重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和商业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单靠公共部门，也不能单靠商业企业，应该有一个“第三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超越传统经济学思想认知的，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很难做出解释，前者要否定理性人自利的基本假设，后者要颠覆“计划委员会”的计算模型。做到这两点都很难，都是对“致命的自负”的破执。

中国经济发展了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做法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方法解决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计划经济是供给不足的，市场经济是需求不足。市场化的前三十年，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改革初期我们常说的就是“一包就灵”，只要明确责权利，尤其是最大化的缩小最小利润核算单位，中国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会激发出无穷的积极性。所以在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最小的独立核算单位，市场经济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却无法单纯的用市场经济，用“一包就灵”的方式解决。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或者说公私混合品，其供需体系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难题。即使是建立“市场经济+社保体系”多年的看似比较“完美”的西方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做法也广受诟病。比如美国的医疗体系，几乎也处于一个无解的状态，无论是采取全民医保还是发展私人医疗产业，都无法解决问题，一直是众矢之的并倍受诟病。这种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