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仅仅是科研部门的事吗?或者，创新与非专业人士或研究人员无关吗?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在《活力》一书中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费尔普斯主张，大多数创新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研究结果表明，至少直到近几十年，大部分创新者都是从草根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来自从事经济工作的普通人，只是愿意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做事情以及如何做更好的事情。
费尔普斯在其前部作品《大繁荣》中肯定了大众创新的重大意义，这与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倡导不谋而合。这次，费尔普斯联合几位经济学家，聚焦创新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深入阐释大众观念如何营造积极工作氛围、推动经济增长，最终推动国家繁荣等重大议题。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创新的比较入手，对创新进行了跨国比较。通过进一步区分从国际引进的创新与本土创新，证明本土创新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关注创新的根源，得出国家文化、个人价值观和全民的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的结论。第三部分思考一个科技前沿问题：人工智能时代，人类该何去何从?人类能否驾驭自己的创新?书中以机器人为例，建议要掌控创新方向。
发达国家经济为何放缓
一直以来不断有经济学家发现，发达经济体超过50%的经济增长无法用生产投入要素，比如劳动和资本的积累来解释。类似地，他们发现在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美国，各行业劳均产出40%至60%的增长是由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驱动的，后者被定义为无法用生产投入要素的数量解释的那部分产出。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TFP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放缓，到2005年至2006年以后已接近零增长。实证结果显示在这段时期，创新的活力出现下降。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TFP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恢复，这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IT革命也只是部分地减缓了这一趋势。并且，IT产业的创新似乎未能提升创新总量以及TFP增长，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
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各国人均GDP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由TFP增长以及创新来解释。目前，西方国家存在着超乎寻常的分裂情绪，表达了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巨大疏离和不满。不满是多样化的，而在每一种不满中，都有创新或创新损失的身影。有一种不满是对经济增长或增长失速的普遍失望。正如瑞·达利欧在评价美国时所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数十年几乎或完全没有出现过真实收入增长。”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比他们的父母高出很多。这反映了整个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始于美国，然后至整个欧洲的持续经济衰退，即TFP增长的下降。
作者认为，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创新在总量水平上的严重损失。研究表明，这一不足更多的是因为长期以来，自主创新在被视为“领先经济体”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缺失，而不是由科学发现驱动的外生创新的减少。
创新的下降将带来了一系列综合病症，不仅工资增长放慢，而且投资回报率出现了长期的下滑。这些病症反过来又导致了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严重萎缩和投资的减少。在一些国家，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和令人满意的职业大范围消失了。从美国数据来看，在居民调查报告中的工作满意度的长期下降趋势就是证明。
活着并非只有本能或物质
弗洛伊德曾断言：“试让一些截然不同的人同样面临饥饿，随着饥饿感的刺激增强，一切个人差异都将渐趋模糊，代之而起的将是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但如今，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经济学，越来越强调人之本能选择。弗兰克尔是继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后，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创始人。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弗兰克尔在《人生的真谛》中说：“谢天谢地，弗洛伊德不必身临其境了解集中营……在那里，‘个人差异’并没有‘渐趋模糊’，而是相反，人们的差异越发明显;无赖或圣者，各显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弗兰克尔反对把人看成是由生理本能、童年冲突或任何别的外部力量决定的，认为人的本性在于探寻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存在于外部世界和人的互动关系之中。
与这些观点相联系，作者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远非只有增长，经济学的标准理论只是粗线条地将人们的欲望描绘成完全物质式的，只关心他们的消费和休闲。在标准经济学理论中，一个人的生活被简化为如何达到最好的条件，寻找回报最高或成本最低的一点。工作生活缺乏任何自由意志的运用，从而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理论将人们看作朝九晚五的机器人。然而，这样的感觉并不是现代经济的常态。在现代社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的体验给了人们一种“自主意识”，使他们觉得自己哪怕在一个很小的领域也能发挥一定作用。正如埃德·迈克尔斯等人合著的《人才争夺战》一书所言：今天，工作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优秀的人才需要高额的薪酬和所有福利。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工作中感受到激情，为工作而兴奋，因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而感到充实，因公司的管理深度而充满信心，因受公司领导的重视而振作，并被工作的使命感所激励。
熊彼特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来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