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简介：
李灏，1926年生于广东电白，1953年起先后在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单位工作。1983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8月调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1986年5月至1993年3月任深圳市委书记。1993年3月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等职。2005年12月组建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任会长。
李灏
1985年6月5日，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让我去深圳工作。让我去，看似偶然，但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寻。首先，我较早参与过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兴办经济特区等工作。1978年，谷牧同志率团出访西欧五国，我是随团成员之一，并参与起草西欧五国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是当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的主要文件之一。1979年以后，我直接参与了经济特区的一些建设工作，多次陪同中央领导到广东调查研究。
我从北京中央机关到深圳工作，外界确有各种猜测，认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宝剑。香港的一家报纸说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区”。我上任前，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像我这个级别的干部调动，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找谈话，非常少见。并不是我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经济特区太重要，中央高度关注。
首推股份制
铁腕改革，啃下硬骨头
1985年8月份我正式到任，特区刚好建立五年。“深圳速度”享誉全国，但是面临严峻考验。有不少人认为，深圳是靠进口外国货赚内地人的钱，靠“输血”过日子，针头一拔就死掉了。我到深圳后发现，光政府自身所欠外债就有7个多亿，当时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亿多。
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执行中央和广东省的指示，进行大调整，用当时文件里的话，就是“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同时我们立了个规矩，政府不许搞赤字财政，不许借债经营，不许为企业担保，并陆续建立外汇调剂中心、行政监察局等。当年特区内的基建规模被压缩了一半，基建施工队伍裁撤近10万人，18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壮士断臂，血淋淋的”，但我心里清楚，这些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并转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区的下一步便没有文章可做了。
光调整还不行，改革必须跟上，尤其是国企改革。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开始制约特区发展，必须要在经济体制上敢于突破。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革，“一个东家变成众多东家”，企业才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但在我国，股份制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谁搞股份制，就认为谁在搞私有化，这是个禁区，理论界也不敢触及，更没有实质性的具体方案。1984年我还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里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应对国企在不触动公有制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
来深圳工作后，国企股份制改革迫在眉睫，不得不啃这块骨头了。1986年，经反复调研、征求意见和修改，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物资等几家大国企做试点，同时在全市推动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如成立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1987年2月，又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私营企业法规，是一项重大突破，华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那时候搞股份制，是政府求企业，要靠政府努力去推。差不多过了两年时间，深圳终于有了136家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
1986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1987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之后深圳的经济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深圳也成为全国第一个由市政府主管机关直接领导，在全市范围内广泛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城市。
拍板成立交易所
先“生孩子”后“领证”
刚搞股份制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搞证券股票市场。现在看来，深圳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事物发展、改革不断推进的一种必然结果。搞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又新建了一批股份制企业，发行了股票，搞了柜台交易，自然就引伸到了证券市场上来，要开办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取代泛滥的场外交易。
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我代表市政府致辞，欢迎英国金融机构来投资。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那时我还不清楚外资能否直接进入中国股市，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通过这次考察，我就开始考虑建设深圳证券市场的问题，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建立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使企业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正是这时候下了开交易所的决心。
从欧洲返回的路上我直接去了香港。最早想找日本大和证券，请他们的宫崎勇先生当顾问，我与宫崎勇从1981年中日经济知识交流就开始交往，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但是考虑到日本太远，语言交流不方便，决定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请他们协助制定深圳证券市场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有关证券交易的法规文件，并帮助培训人员。新鸿基的董事长冯永祥当即答应，并马上付诸行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