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金融发展面临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仍受到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影响。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体制机制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要素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等基础性改革，强化竞争性政策的基础地位，从制度上消除信用双轨制的根源;同时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优化金融结构，持续改善小微企业、住房租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金融服务。适应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新格局，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并促进改革深化。

一、金融发展面临

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对“十四五”时期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看到，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挑战。

就外部环境而言，我国金融发展面临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机遇与挑战。从机遇看，我国对全球经济贡献的溢出效应大幅提升，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持续增强，我国更有需要、更有能力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并为全球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人民币资产以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红利;从挑战看，全球化遭遇逆流，美对我国集中打压，加征关税、技术上卡脖子、长臂管辖、滥施制裁等风险显著上升;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财政刺激空前，在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下，一方面其国内资产价格明显背离实体经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资产急剧膨胀，整体信用资产风险定价严重低估，蕴藏巨大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又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一轮又一轮货币宽松中，向全球肆意转嫁其赤字货币化负担和货币贬值风险，全球货币金融秩序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受到极大挑战。

就内部环境而言，实体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金融服务功能和效率仍需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近亿人脱贫，金融风险和污染防治攻坚战也成效显著。全球大国经济体中，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潜力，我国均位居前列，这些都对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储蓄)和市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仍面临一些重大挑战。一是从风险看，过去一个较长时期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随着经济增长减速，以及监管生态正本清源，借新还旧难度上升，金融风险逐步水落石出，债务累积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显现。二是从供给端看，我国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绿色发展任重道近(2035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加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要求显著上升，过去“市场换技术”模式也因外部环境重大改变难以为继，供给端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投资增长的技术瓶颈将持续存在。三是从需求端看，长期累积的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制约效应逐步显现，收入以及财富分布失衡问题较为突出，加之人口老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消费稳定增长的挑战逐步增大。

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必将对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地缘重心东升西降，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另一方面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如何在大变局中更加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疑也面临重大考验。

二、体制机制障碍

是重要症结

以上所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发展阶段以及外部环境变化是客观因素，但体制机制障碍仍是重要症结。比如，过去一个较长时期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固然与经济转型、新旧动能转换有关，是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速放缓、整体投资回报下降的客观反映，但背后的体制性信用双轨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中，国企民企间的融资分化，同一评级的国企债券利率比民企债券利率普遍要低，固然与二者社会责任以及杠杆率不同有关，但其中也与国企背后的隐性政府信用支撑不无关系。2013年~2019年，地方国企资产从55.5万亿增长到147万亿，累计增长1.7倍，年均增速达到28%;除地方政府债券外，包括城投、事业单位以及地方国企在内的广义地方政府债务增速，也明显快于其他主体。再如，金融和房地产之间长期过度紧密，表面上是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金融资源集聚，但看似市场化选择的背后，是住宅用地供给主体和渠道单一的必然结果，这一体制下土地供给必然不能随房价变化自动调整，市场机制必然失灵。还比如，一些僵尸企业长期不能出清，不断延期甚至逃废债务，与背后的不当行政干预不无关系。以上种种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背后，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导致的信用分化是重要症结，长此以往势必扭曲信用评价和风险定价，不仅妨碍实体经济供求结构平衡，脱实向虚、金融风险等问题也会不断累积。

三、构建“十四五”

金融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构建“十四五”以及未来较长时期的金融新格局，必须牢牢把握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