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江西苦彩礼久矣》，控诉江西彩礼之重，影响到江西人的结婚。彩礼问题如此严重，以致有地方金融机构居然想到要开发“彩礼贷”以解决一些人的彩礼难题。事实上，恐怕不只是江西人遇到这类问题，其他地方的男子也同样被高额彩礼所苦恼。

彩礼，是中华婚俗的一部分，它本来是体现婚姻意义的一种象征，而今却演变为婚配的阻碍。它蜕变为目前这种状况，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陋习，值得认真反思。

至少在孔子之前，中国婚俗就流行“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这四礼都涉及到送礼。纳采：男方欲与女方结亲，男家遣媒妁往女家提亲，送礼求婚;问名：男家行纳采礼后，再托媒人询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及时辰，以便男家卜问，决定成婚与否，吉凶如何，问名也须携带礼物，一般用雁;纳吉：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纳吉也要行奠雁礼;纳征：亦称“纳成”，即男家纳吉往女家送聘礼。

古代婚俗中的六礼，是流行在上流社会的风俗，这些礼物最注重的是它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货币价值。六礼中为什么要送大雁呢?因为大雁是一种候鸟，非常守信，能够准确根据气候的变化来进行迁徙，寓意着新娘子这时候嫁到男方家就像候鸟迁徙一样正当其时。另外，作为配偶的大雁非常忠诚，大雁一生只会有一个伴侣，就算遇到灾难，其中一个不幸死了，另一个也不会“再娶”或“另嫁”，所以大雁象征着新婚夫妇忠贞不渝，白头偕老。所以说，古代六礼虽然涉及送礼，但讲究的还是仪式感和象征性，表达的是对美好幸福婚姻的期望和祝愿，虽然以具体的物质礼品作为载体，但物质不是主要的，物质所代表的仪式感、象征意义、行为规范和祝福期盼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古代的婚俗，主要体现儒家的价值观。儒家最讲究的就是礼，而礼最重要的是仪式以及隐含在仪式后面的行为规范。通过仪式，一件事会变得庄严，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会引起人们的长久记忆。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仪式感。儒家最重视仪式，通过仪式，表达纲常秩序、道德伦理，通过婚姻礼仪，达到教化目的。但儒家重视和提倡仪式感，走向极端就变成各种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除了极端有钱有闲的人，普通人是讲究不起礼的，所以，古代就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因为庶人没有闲暇和财力去讲究这些繁文缛节。

上流社会的婚俗礼仪，后来也逐渐渗透到了民间社会。不过，民间选择性地继承了古代的婚俗礼仪。它并没有继承和保留种种繁文缛节以及背后的象征意义，而是简单粗暴地继承了物质性的礼品。在今天，说到“礼”，人们第一反应是物质性的礼品和礼物，而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和规范。于是我们看到，婚俗中的彩礼赤裸裸地成为婚俗礼仪的核心。尤其当一些地方男女性别失衡，男多于女的情况下，索要高额彩礼就成为婚俗礼仪最核心的内容。

一项本来具有相当高雅意义，有相当仪式感以增加婚姻“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神圣性的婚俗礼仪，最终却蜕变为“将女人当物品，出价高者可得”的交易，不能不说，这是对中国传统婚俗文化的亵渎和背离。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移风易俗，婚姻自主，打击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提倡男女平等，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高额彩礼、买卖婚姻的现象。但高额彩礼陋习这些年来死灰复燃，在一些落后地区愈演愈烈。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出现高额彩礼的地方，一定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男性多于女性。男多女少的局面下，有相当一部分男子注定无法找到配偶。这种情况加剧了对女性的竞争。于是市场法则进入婚配领域，将女性商品化、货币化，如同竞标，出价高的可以优先获得。婚配这种最不应该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却被简单粗暴地以市场化的办法解决。虽然我国《民法典》等法律对高额彩礼、买卖婚姻等都有禁止性规定，但是，这些与民俗混杂一起的陋习，单纯通过法律是难以禁绝的。从长远看，真正优化一个地方的人口性别结构，彻底消除性别失衡，才是消除高额彩礼的终极办法。当然，这需要时间，短时间无法奏效，远水难解近渴。

二是出现高额彩礼的地方，一定是女性权利不彰的地方，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索要高额彩礼的家长，把女孩子当商品，养大之后明码标价待价而沽，完全没有考虑到女儿的尊严。作为被买卖的女性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是对自己权益的侵害。被买卖的女性，应该认真思量，女性并不是商品，不是价格越高身价越高。人是无价的，将人标价买卖就是把人贬低为物，贬低为物品，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女性应该拒绝这种安排，对这种做法勇敢说不。即使不说尊严，就是从现实过日子来说，高额的彩礼必然降低了女性婚后的生活水准，影响生活水平。这是高额彩礼的必然后果。如果被买卖的女性不能认识到彩礼对自己婚后生活的严重影响，继而主动地抗议这种陋习，那么，高额彩礼也是难以根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