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全方位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国际格局加速演进。中国经济则在逆境中破浪前行，彰显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深厚的底蕴。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如何认识新经济范式的种种特征，应对出现的新问题、新变化、新情况，是国内外经济学者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不仅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深刻的学术价值。

因应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大势所趋和发展所需，经济学家刘珺近期推出了《新经济范式的非典型与非均衡》一书，针对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结合理论与实际展开论述，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盘点和剖析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为走向深水区的经济金融改革号脉问诊。

全书共分七篇。“传统理论的再思考”着眼于新经济范式下如何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继承与发展;“全球化‘蝶变’”考察了经典理论的全球化内涵、金融全球化的安全观、国际贸易摩擦的机理等;“金融科技与科技经济”包括了金融科技的理论比较和现状、互联网金融的中国实践、中国银行业的技术软肋以及科技塑造经济新格局等议题;“货币政策与人民币国际化”涵盖了货币政策定位、流动性的非金融动因，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锚定因素和数字维度等;“金融市场嬗变与投资变轨”聚焦于金融市场嬗变中趋势性特征的考察，诸如投资行为和投资方式的新变化、银行业务的新转型、风险管理机制和投资观的新建设等;“实体经济之惑与制造业的体系跃迁”梳理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供应链与制造业的系统性转型等;“变异的危机和变化的危机管理”解析了危机的变化趋势、危机观再造以及一体化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等。七个部分的内容虽然涉及不同的主题，但却都是当前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中所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相互之间又有着强相关性，作者以新范式思维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的同时，又针对性地给出了自己的对策和建议。

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各个行业的商业模式变革，甚至是格局的重构。在新经济范式下，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仍然重要，毕竟新理论的生长离不开传统理论的沃土。作者以相对较多的篇幅对传统理论进行再思考，并联系实际，阐述自己新的见解。如对金融、产业、科技周期的研判，作者创造性地将三者予以结合，以时间为轴对比分析相互之间的关系，指出产业周期与金融周期异步，而产业周期又滞后于科技创新周期，三者之间是“交叉步”的关系。这一结论，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提供了依据，以货币政策为例，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应该针对金融中介职能发力，构建有深度、有宽度、有厚度，并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流通环境和基础设施，以稳定、可预期、适度的货币流通环境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并且应该是核心目标。又如，作者援引阿根廷、巴西、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等国历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和GDP增长率数据，指出横亘于中国经济前进道路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无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只须守住根本，较为公平地让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一“陷阱”自然能够顺利跨越。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近年来受到最多关注、有着最大争议的金融改革领域。争议的焦点不在是否应该进行改革，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时序上。作者跳出了争议的窠臼，立足于数字化时代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全新范式，从“主权货币国际化之锚”和“货币国际化经典理论遭遇的实践挑战”两个维度出发，解构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他认为，综合国力对主权货币的锚定依然是国际货币竞争的主脉络，人民币的真正国际化只是时间问题，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货币信任机制的嬗变，使得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不只是主权货币的组合，而且是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共生和相互交织的新格局，人民币国际化必将是注入数字元素的体系竞争。同时，结合全球化“下半场”的语境，作者进一步指出，“范式变迁”带来的结构性改变，促使全球化在反思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校准，人民币国际化处于“下半场”“前夜”，对于中国而言唯有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培育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才是最优解。如果说数字化时代的不确定性是实然，那么，以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确定性应对其不确定性是应然，人民币和与其对应的数字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即为必然。

新经济范式下推进改革，既要解决方向性和路径性问题，也要解决基础性和技术性问题。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在当前加强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时期，关注金融发展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显得意义深远。新经济的发展促使我们必须用新思维去认识和把握。作者高度关注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并从内因和外因加以分析，指出科技已经全面渗透到经济的各个环节，驱动生产力要素发生位移，是经济发展的真正驱动力，制造业的转型甚至重塑迫在眉睫。对此，作者建议，应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搭建新的合理的社会融资结构，引导资金资源向高效率部门配置;应积极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国有企业建立市场地位、功能作用、同业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