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地，都在说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失去了10年，20年，乃至30年。这30年与日本的平成时代基本重合(日本的平成时代从1989年1月8日到2019年4月30日)。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日本“失去了20年”。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在这20年里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经济增长出现了断崖式下跌。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供职于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李海燕先生，曾多年在日本学习、工作，对日本社会有切身实地的了解，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各项产业的发展过程也有长期的研究，他新近所著的《回望平成时代的日本经济》一书，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日本并据此反观自己，都有很好的阅读、启发价值。
平成时代并非完全“失去”
对于造成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迷的原因，学界公认的直接原因是泡沫经济破灭和对泡沫经济处理的延误。对此，作者是认同的，在书中也做了相应的阐述。但是，在对根本原因的解释上，作者更侧重于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解释。
作者认为，日本自1991年以后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日本国内外环境的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在于日本战后长期维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已经难以适应当时发生的这个变化。以国内环境为例，作者强调了为其他学者所忽视的两点。一是日本国内效仿欧美国家的追赶型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已然走到了尽头。比如，日本虽然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经济上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他们在1998年以前使用的《日本央行法》却仍是在1942年制定的，具有强烈的国家管制色彩，是典型的追赶体制下的产物。作者强调，日本央行独立性较低是造成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金融政策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二是，日本人口结构的根本变化，即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对此，多数学者想到的是日本劳动力的缺乏和消费力的降低，但作者看到的却是进入2005年后，许多知名公司的创始人去世或者退出经营的一线。而这些人的企业家精神是支撑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果只从“量”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似乎真的失去了20年，甚至说失去了30年也不为过。因为日本在平成时代的30年里，GDP增速长期低迷，2010年GDP跌出世界第二位;股市多数时期走低，2001年9月12日日经指数跌破了1万点大关;从1991年到2000年，破产的金融机构高达200家左右……而作者在兼顾“量”的评判标准下，更侧重从经济社会改革的角度揭示日本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
由此，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基本赞成日本“失去了10年”的说法，否定“失去了20年”的说法。这是因为自1990年以后，日本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金融体系、行政机构、司法制度、金融法律、企业整合、民营化等方面做了长期不懈的改革。比如，1945年以后，日本一直是由大藏省执掌财政和金融大权，其金融体制被称为“护送船团方式”，也就是不允许有发展过快或破产的金融机构。“护送船团方式”虽然可以使金融体系保持稳定，但也削弱了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还助长了金融机构领导者缺乏责任心的经营作风，最终使其生存、竞争的能力退化。1998年日本成立了金融监督厅，承接了大藏省银行局和证券局对金融机构的检查监督权。2000年，再将其升格为金融厅，接管了大藏省的全部国内金融业务职权。这两次变化意味着日本战后金融监管体制产生质变。在此大背景下，破产，可以有了!1997年11月，北海道最大的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先后宣告破产。这两次破产事件，使日本国民强烈地感觉到，日本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并且事态很严重。而日本政府也借此民意拥有了对银行投入政府资金的可能性。总之，日本所开展的一系列改革，使泡沫经济破灭后对日本经济的消极影响在2006年左右就基本结束了。特别是受泡沫经济影响最大的银行领域，在2006年左右已经完成了整合，而日本政府注入大型银行的国有资金也基本上在2005年左右就偿还给政府了。日本在“失去了20年”的喧嚣声中，已经静悄悄地改变了自己。此外，日本从2012年12月到2020年1月，享受了战后长达86个月的最长景气扩大期。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19人获得诺贝尔奖，平均每年就有1人获奖，其2001年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已经实现了一大半。
对于日本在平成时代30年的曲折发展经历，作者给出了三点启示。第一，在经济困难时，可以通过改革吹响产业升级和重振经济的号角。第二，在经济低迷时，消费者不一定要“消费降级”，因为消费者并没有一定要忍受低劣产品的必然性。第三，在经济低迷时，社会对精英阶层和大企业会提出更高的伦理水平的要求。
日本经济发展做对了什么?
自明治维新以来，除二战结束前后一段时间外，日本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向上的。它不但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夙愿，甚至超越了欧洲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经济强国。日本能有这样的作为，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或者从不足中吸取到了什么教训。对此，作者在书中展开了相关陈述。其中，作者认为日本做得最对的事情是提高国民素质水平、弘扬优秀的企业家精神。笔者这么说是基于一个普遍的共识：事在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