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早就熟悉了西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海区，但史籍文献中有关这片地区内海洋的名称却很不一。有时同一海区在不同的文献中以不同的名称出现，例如今阿拉伯海，在不同文献中分别称为“西海”或“东大食海”;有时同一名称指不同的海洋，例如“南海”，时而指中国以南诸海，时而指印度以南今斯里兰卡周围的海区，名称使用相当混乱。

直至唐宋以后，才产生出“东洋”和“西洋”这两个大概念，文献中对东南亚—印度洋海区的命名渐渐统一，并在民间一直沿用到清代。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东洋”和“西洋”含义也不一样。后来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南洋”的名称，明末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地理知识的传入，中国人渐知世界是球形的，也慢慢了解西方人对世界大洲大洋的划分和命名，并用以取代了中国的传统名称。

早期汉文史籍中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命名的海名，集中在记述西亚、大秦国(罗马帝国)等地的文字之中，其中主要是“西海”。司马迁《史记·大宛传》中提到，“安息西数千里”的条支国“临西海”。班固《汉书·西域传》中也说条支国“临西海”，由此“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编按：安息为今伊朗地区古国，条支国为今伊拉克两河流域古国)。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时说：“大秦国在西海之西”。从字面上看，这里的“西海”似指地中海，可称西海，罗马帝国重镇亚历山大城在北非，与西亚隔地中海相望，称“西海国”顺理成章。书中记述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公元97年)时提到“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矣。由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这里的“斯宾”即波斯故都泰西封，于罗即希罗古城，位于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畔。通往大秦国的“西海”，应当就是“波斯湾”。“海西珍奇异物”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以西地区的物产。

由此可知，以西亚为地理坐标中心的“西海”，最初是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这一片海域，不同于以印度为坐标中心的“西海”。在古代汉籍中，两个“西海”同名不同地，不过是直接由域外文化体系借入的缘故。

大食帝国(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汉文史籍中外来的西印度洋—地中海海区名称也随之变化，但以西亚—东地中海地区为地理坐标中心来命名的原则仍然存在。最

明显的例子是宋代地理学家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所提到的“东大食海”和“西大食海”。他说，天竺以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而唐代航海家就已经知道，阿拉伯海之西岸皆属大食。周去非又说：“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

很显然，这里的“西大食海”就是地中海及与之毗邻的北大西洋，“木兰皮”为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西方”，指今北非阿拉伯马格里布诸国，地中海是当时中国人地理知识的极限，“不得而闻也”。周去非所记来自大食海商，可见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接处，也是大食人的地理知识极限。

周去非的“东大食海”亦可能又西域图籍的悲剧。查检穆斯林地志中有关印度洋的记载，可发现《世界境域志》描述过一个名叫“大海”的大洋，说它与中国相通，有五个海湾：

第一个海湾起始于阿比西尼亚，面对苏丹，向西延伸，称为“拔拔力”湾(即今红海南端与阿拉伯海相接处之亚丁湾);

第二个海湾与第一个相连，向北方延伸，直至埃及境，越来越窄，北端最窄处仅一海里宽，称为“阿拉伯湾”(即今红海);

第三个海湾起始于法尔斯海岸，向西北延伸，阿拉伯之地均位于此海与“阿拉伯湾”之间(即今波斯湾);

第四个海湾称为“波斯”海，起始于波斯边界，此处很窄，延伸到忻都边界(即今阿曼湾);

第五个海湾称始于印度斯坦国边界，向北方延伸，称“忻都”湾(似应为今孟加拉湾)。

波斯无名氏作者所提到的这个“大海”，除了第四个海湾以外，整个地理范围应当大致与周去非的“东大食海”相当。

以上谈的，都是汉唐宋以来中国人视野中，地理坐标在外国的北印度洋—地中海海域名称。在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尚很有限，但已经认识到九州(即中国)虽大，也不过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虽大，却不如海洋广大。战国时齐国人邹衍的赤县神州外有裨海环之，天下各州亦同样有小海环抱，而世界陆地又有大瀛海环抱的学说，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