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联合国在千年发展目标基础上通过了以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的2015-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贫困作为首要目标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内容。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利于穷人的发展模式和反贫困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绩。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8亿多贫困人口脱贫，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联合国实现减贫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70%的贡献。同时，中国开创性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提前10年完成了2030年议程的消除贫困目标，对加速全球减贫进程、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发挥经济高增长阶段的涓滴效应中国改革开以来高速的经济增长通过涓滴效应产生了显著的减贫效果。1978-2013年间，中国在经济以年均10%速度增长的同时使得8.4亿人摆脱贫困，占全球该时期脱贫人口的四分之三。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通过对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关键渠道“涓滴”到贫困人口从而减少贫困。
中国不断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贫困消除的关键作用。改革举措有三：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我国对农村经济制度进行重大调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并辅以粮食收购补贴和农资销售价格补贴，解决了农业生产中激励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1978-1985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提高了40.3%，年均提高7.1%;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7%。这一改革起到了显著的减贫作用。在1978-1985年这八年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下降到1.2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563万人。1985年之后，我国农村开始实施工业化改革和农副产品市场化改革。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带动大量农民就业，1985-1991年我国乡镇企业数量从1888万增加到1908万，带动近30%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农产品市场化收购逐渐取代统购统销，水果、水产品、蔬菜、畜禽蛋奶产量迅速增长，农户收入显著增加，农民受益总额约为1257.4亿元，占该时期农民实际增收总额的15.5%。
二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要素活力。1994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分工创造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加上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分享市场化改革增长红利，这对农村贫困的缓解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兼顾公平，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地区发展创造了条件。1984年实施“以工代赈”，在贫困地区建设公路、通信设施及现代化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期在中部干旱地区、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实施“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加大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其次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低收入群体和生活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出台《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探索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2004年以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推广，2006年底，22个省(市、自治区)制定农村低保制度文件。再次，完善公共服务类政策，具体包括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各类教育补贴政策、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等等，2001年，政府提出“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学生免教科书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全国农村贫困家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均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提升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第四，实施和完善转移支付类政策，通过各种补贴政策，例如农业补贴、生态补贴、提供公益性岗位等，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直接增加农户收入。按1978年标准统计，1986-1996十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1.31亿人降低到3209万人，在2008年标准下，2001-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6341万人;2010年以后按新的标准，2011-2013年贫困人口减少了398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8.5%。
有效分配对外开放的发展红利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促进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和营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这一系列加强促进对外开放的措施实施下，1978-2018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由1978年的0.47%上升为11.77%，贸易量排名从世界第37位上升为世界第1位;1990-2018年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年均增长18%，2017年FDI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占全球FDI总量比重由1.9%增加至10.72%。对外直接投资(ODI)年均增长50%，2018年ODI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ODI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0.34%提升到12.8%。
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存在地区之间差距日益拉大、收入分配等问题。中国基于以下两个机制，有效避免地区间的发展分化：一是人口流动机制，我国的人口省际流动主要为从对外贸易水平低、外商投资低的地区向对外贸易水平高、外商投资高的地区流动，从开放程度低的内陆地区向开放程度高、充分吸收开放红利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广东省作为最大的外贸省份，吸收了全国最多的省际流动人口;而主要的人口流出省份包括安徽、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