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知名的小渔村到光彩夺目、名闻遐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经过40年的努力拼搏，深圳得到了高速度、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由南国小县一跃成为在亚洲经济总量居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无疑是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资本市场迎来而立之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深圳市原市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他任期内的1995~2000年，正是特区发展中流击水之时。李子彬表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深圳已建立了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较为健全的金融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在1995年4月召开的深圳市第二次党代会上，市委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到201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深圳在诸多领域的改革和探索，都早于全国各大城市，发挥了改革开放的先行作用。
一定要搞活资本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创业板今年迎来注册制改革，市场活力被进一步激发。深市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中不断发展。您曾深度参与深市初期的改革和发展工作，推出的举措影响深远，其中哪些事件您印象最为深刻？
李子彬：1992年深圳发生“8·10”事件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全国证券市场步入持续3年的低迷状态，深圳更甚，低迷的深圳证券市场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深圳是因噎废食放弃证券市场还是直面现实解决问题？深圳市委市政府选择了后者。1995年7月，新一届市政府在深入分析证券市场存在的利弊，总结深圳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后，决定兴利除弊，重新搞活低迷的证券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针对深圳证券市场运作体制的形成和运作现状，重点查找现行运作体制和交易清算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市政府发现，深圳证券市场原有运作体制和交易清算制度随着市场的发展，矛盾不断显现，制约着市场的运行。
由此，市政府确定了搞活深圳证券市场的主攻方向——改革市场管理体制，重建交易清算体制。1995年9月，市政府出台深圳证券市场12项整改措施，当中直接涉及交易、清算系统的就有8项。市场组织架构的改进和完善，减少了工作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深交所全面行使市场组织和一线监管职能，充分提高运行效率，综合提供市场优质服务奠定了体制基础。
当时，曾经有人建议市政府出资10亿元支持证券市场，我果断地予以制止。深圳市坚决依法依规办事，绝对不搞政府托市！
事实证明，搞活证券市场的决策为深圳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铺开了一条康庄大道。1996年4月，深市就出现了赶超沪市的势头，到六七月份已势如长虹，出现了深强沪弱的态势，带动了全国证券市场的新一轮发展。
另一件重要事件就是向证监会打包票，自主妥善处理B股开户异常情况。1996年6月，时任深交所总经理庄心一从海南走访上市公司回来的14日当晚，在查看股市数据时，发现B股开户增加了许多，直觉告诉他，这种情况不正常。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深市B股开户出现了排长队现象，开户数剧增，而且都是境内居民以境外人士的身份虚假开户。
随后几天，境内居民开立B股账户者越来越多，事态变得更加严重。证监会决定派工作组来深圳调查处理。我知道情况后，觉得调查组进驻深圳后，不但可能永久性关闭深圳的B股市场，同时也会冲击刚刚恢复元气的深圳A股市场。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急事。
我当天晚上就给时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打电话：“B股开户异常这件事情我知道，深圳正在紧急而妥善地处理解决中。目前情况不至于失控，请你们暂缓派工作组来，这件事我来负责，如果出事的话，我李子彬对国务院负责。”我的保证打消了证监会的顾虑，调查组深圳之行取消。
从6月14日至6月25日，在近半个月时间里，我和时任深圳市副市长武捷思、庄心一等人每天晚上开会，针对当天B股市场波动情况，采取相应对策。按照“内紧外松、热事冷办、依法依规、务实低调、特殊事尽量用常规化方法处理”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有力措施，以最低成本，自主、平稳、妥善、迅速处理了这起可能引发市场危机的异常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这些“风浪”，是否影响了您对资本市场发展的认识？您如何看待资本市场的作用？
李子彬：1994年12月，我根据自己到深圳任职后50天密集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今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五条重点工作思路，其中包括“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启深圳证券市场，搞活深圳金融业”。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金融市场体系，证券市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资金，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成长初期没有多少销售收入和利润，也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用，而且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成长风险较大，所以，银行不可能给这一类企业提供贷款。换言之，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初期，只能从风险投资或者类似纳斯达克市场获得股权投资。只有搞活证券市场，打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