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是司空见惯。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在他的回忆录《剥洋葱》中毫不讳言地指出：“回忆本身就是选择性的，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记得美好，忘记丑陋。”把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往和内心层层剥开，格拉斯直面“阴暗自我”的非凡勇气颇为令人敬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洋葱”,以“剥洋葱”姿态审视自己的绝非格拉斯一人。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苏世民在他的自传《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中并没有过多炫耀自己高端的管理技巧，而是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并列举出那些关键的节点以及自己从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以“剥洋葱”的姿态和方式向人们讲述了自己的创业、工作和生活准则。

创业的成败取决于时机

苏世民和彼得·彼得森在1985年联合创立了黑石集团。自成立以来，黑石集团资产规模每年以大约50%的速度增长，过去30余年平均回报率高达30%以上，其人均利润是高盛的9倍。现在的黑石集团已经管理着全球超过5500亿美元的资产。

苏世民以其严谨的投资流程、创新的交易方式、多样的业务领域、做好每一件事而闻名。他花费一生时间去学习、去思考如何成功、如何实现梦想。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苏世民，10岁时就在父亲的窗帘麻布店打工。1970年，苏世民还在路易斯安那州有过一段当“储备军”的短暂军旅生活经历。作为婴儿潮的一代，苏世民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只是发展和机遇，好象成功是必然的。但是，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经济起伏后，他逐渐明白，成功就是充分利用你无法预测的那些罕见机会，但抓住机会的前提是你必须时刻保持开放的思维、高度的警觉和严阵以待的姿态，并愿意接受重大变革。

在继承了祖父的生意后，苏世民的父亲仅仅满足于按部就班地经营店铺，丝毫没有扩张店铺、跨越自己“舒适区”的野心。苏世民自己却有很强烈的企图心。所以他说：“一个人可以学着做管理，甚至可以学着当领导，却无法通过学习成为企业家”。通过观察父亲经营窗帘麻布店的做法和得失，以及凭借后来为很多企业和企业家提供咨询建议的经验，苏世民得出了关于创业的重要结论：创立和运营小企业的难度和大企业相差无几。因此，如果你要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个公司，就应该选择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

以“剥洋葱”姿态审视创业的得失时，苏世民发现，创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时机。创业太早，客户还没准备好。创业太晚，竞争对手又太多。1985年创立黑石时有两大利好因素。一是美国经济。在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领导下，美国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贷款利率很低，借贷很容易，大量资金在寻找投资机会，而金融业正在调整结构及提供新型业务，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市场上还出现了对冲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其采用高度技术性的方法来管理资产风险，从外汇、股票等各类资产中获得收益。这些投资方式的潜力刚刚显现，竞争还不激烈，是尝试新事物的好时机。

二是华尔街的佣金制度解体。纽约证券交易所自18世纪后期成立以来，一直采取固定佣金制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判定这种操作为限价，下令在1975年5月1日结束这一制度。在旧的制度下，华尔街的经纪公司几乎不需要竞争，也没有必要进行创新。而当佣金可以商讨了，价格和服务的重要性就提高了。科技的发展又加速了这一过程，规模小、成本高的经纪公司出现亏损，那些能够提供更好服务和更低价格的公司则获益。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改变规则之后的10年间，勇于创新的公司变得越来越大，而那些因循守旧的公司最终以倒闭收场。

正是依靠这“两大主要利好因素”，黑石几十年来开展的庞大私募股权投资，让希尔顿、范思哲、乐高乐园、杜莎夫人蜡像馆、徕卡相机等大众品牌，成为这家公司投资的产业。

寻找“10分人才”

在金融行业，能力出色、雄心勃勃的人比比皆是，然而只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在面试了上千人以后，苏世民已形成了自己的面试风格。他会捕捉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的线索，他还会尝试与候选人深入交流，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苏世民没有什么固定的套路，但在每次面试的时候，他的目标都是调动自己的洞察力直入候选人的大脑，以评判他们的思维模式，了解他们真实的自我，判断他们是否适合黑石。

伴随着公司发展，苏世民发现，公司的所有员工就像美式橄榄球的外接员，有的人像是石头做的，你把球扔给他们，球就会从他们身上弹开；有的人则像手上涂了胶水一样，接球稳健、做事靠谱。这时公司创业者就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经营一家没有前途可言的中等公司，要么清除掉自己一手打造的平庸队伍，让公司获得重生。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分析师因恼羞成怒踢坏了一台影印机，这让苏世民颇为恼火。正视缺点是消除这种行为的第一步。苏世民专门请了一个名为“尊重工作”的团队，该团队采访了整个公司的员工，以便了解现状。他们把黑石员工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排练短剧，由演员或员工本人扮演“霸凌者”或“受害者”的角色，通过表演的形式向大家展示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