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场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大考。4月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其中，第十六项重点任务为：“补齐城市公共卫生短板”。

这表明，公共卫生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一座城市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可以为城市应对突发的自然或人为风险提供保障，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行。可以预见的是，公共卫生的治理能力，将成为衡量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根据国际通常认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评估，需要对一个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命（基础设施情况）、过程（医疗资源使用情况）、投入（资金、资源使用）、结果（最终的公共服务能力）联系到一起。

为此，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以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投入、公共卫生饱和度、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四个常规维度，以及针对本次疫情防控特点，纳入传染病防治能力维度作为一级指标，推出《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评估报告》。报告选取全国17个万亿以上GDP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青岛、无锡、长沙、宁波、郑州、佛山。报告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差值法进行测算，综合评价上述城市的公共卫生治理水平。

广州、杭州公共卫生基础能力较高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我们重点考察了三甲医院与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站）等医疗机构的覆盖率。三甲医院由于拥有较为完备的救治能力，在本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成为了援鄂的主力军之一。

从三甲医院的总量看，17座城市的平均拥有量为25.47座，排名前列的城市为：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地；以每10万人口的占比看，三甲医院的平均拥有量依次广州、南京、武汉、杭州、北京、成都、郑州、天津排名靠前。

综合上述两项数据看，广州在三甲医院方面表现较为突出。这与广州近年来在加强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方面有关，例如提出推动广州“医疗卫生高地”、“卫生强市”的建设，将广州打造为亚洲一流区域医疗中心、“一带一路”医疗外交重要节点，进一步提升国内外辐射能力。

而作为基层卫生服务的重要一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护理站等，在控制疫情社区化传播的背景下，承担着“守门人”的角色。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站）对于在预检分诊早期发现病人、重点人员排查、社区网格化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站在此次疫情应对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大量患者仍第一时间涌向大型医院，不仅造成了少数重点医院较大的初诊压力，也成为交叉传染区域。因此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情况，也应当成为未来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

从结果看，17座城市每万人的社区服务中心（站）平均拥有量为0.43个，6个城市达到平均值以上。杭州最高，达到1.33个/万人，亦是唯一突破“1”的城市，无锡仅0.10个/万人。

杭州在近年来持续进行着公共卫生领域的建设，如2009年便建成了公共卫生中心；2016年，杭州又针对G20峰会的要求，在当年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智慧医疗服务作为重点工作。

不过与杭州相邻的，同处长三角城市群的无锡和苏州市，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的得分却偏低。这值得注意。如无锡在每万人社区卫生中心（站）上的占比较低，提示了当地基层诊疗服务覆盖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北京、深圳公共卫生投入最有力度

“公共卫生投入”指标衡量了地方政府在该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以及居民在卫生支出方面的负担情况。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公共卫生的整体投入产出比可达1:5.5，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国际通行指标，卫生总费用被认为是了解一个国家卫生状况的有效途径之一，按照世卫组织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卫生总费用占GDP总费用不应低于5%。此外，卫生总费用中的个人现金支出占比，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居民的医疗负担程度，这一占比越低的城市，居民支付的医疗费用越低，成为不少城市在“十三五”中的建设目标，也成为一座城市吸引人才的关键指标。

公共卫生投入方面，北京市成为17座城市中公共卫生投入力度最强的城市，这也体现了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视程度。

其中，北京在卫生总费用、个人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等方面均取得不错表现，成为该领域全国其他城市的标杆。

但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一极的天津市，综合得分却是17座城市中最低的。天津在个人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以及卫生机构人员数量占常住人口总量，这两项指标上的得分较低。表明当地居民的医疗负担相对较重，同时人均医护人员数量相对较低。

个人卫生支出是指居民看病就医时，扣除各类医疗保障报销和补助后由个人负担的费用支出。而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是一个国际通用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看病就医的平均费用负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