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大城市中近代“卫生”意识逐渐普及，图为常年风沙扬尘的北京街头，清洁工正在洒水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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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日本对中国社会影响日渐加强的同时，中国社会吸纳近代卫生资讯与使用“卫生”概念的主动性，亦不断提高，开始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和日本，建立中国的近代卫生机制。

起初人们难免会从传统的“保卫生命”或“养护生命”含义出发来使用“卫生”。“卫民生”等解释的出现，既增加了“卫生”的社会性，也为人们在近代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找到了合理依据。最后，“卫生学”提法的使用，不仅表明了“卫生”的科学性，还使得剥离其“保卫生命”的字面含义，在近代卫生学的基础上使用“卫生”概念变得可能。

“卫生”演化史

无锡籍近代藏书家丁福保（1874—1952年）因身体多病，改习医学，创办丁氏医院、医学书局，先后编译出版了近80种国内外医学书籍，包括20世纪初前后刊印的《卫生学问答》。该书的发行与社会上“卫生”和“保身”、“养生”等词汇的混杂使用，为众多已传入中国的近代卫生讯息吸纳到“卫生”的内涵中提供了便利。顺便说一句，民国时期博学多识的上海名医陈存仁，即出自丁氏门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借鉴日本等国国家卫生行政的基础上，清政府于新设立的巡警部警保司设立“卫生科”，次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卫生科亦升格为卫生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

首先，“卫生”一词纳入国家正式行政机构名称之中，标志着国家对在新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认同，并为“卫生”最终变成表示维护健康、预防疾病的社会标准用语，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保障。其次，卫生司“检查医药、设置病院”等职能的规定，明确了医政管理而非医学本身，乃卫生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确立了近代广义卫生的内涵。

到清末民初，仅从当时编纂的辞书中，已不难看出近代“卫生”概念的成型。1911年初版的《新订英汉词典》中，相关的“health”（健康）等词汇的释义，均加入“卫生”，尽管保留了原有的“保身”“保生”等词汇，“卫生”的突出地位已彰显无遗。1914年版汉语词典《辞源》中有关卫生的解释，近代性非常明显和完备，而没有再收入“保身”“保生”，对养生的解释则与近代卫生无关了。

这一时期“卫生”一词的使用者多为精英人士，随着该概念的普及化，它就犹如“旧时王谢堂前燕”，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卫生”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与民众关系密切的文本，如公文、告示、日用医书、乡土志等文献，以及竹枝词、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中。在近年出版的苏州和天津两地的清末商会档案中，均有不少涉及近代卫生的内容。这部分公文和告示中，“卫生”一词出现的频率甚高，且略举两例：

为此照会贵绅等，请烦查照转发，并请广为劝导，务使人人皆知清道规条，既便行人，又资卫生。

以颜料一行，津地众多，熬煮桐油，气味熏蒸，与卫生无益，且易招火患，妨害治安。

强国与健民“卫生”非小事

清末出版的《上海指南》，是介绍这个华洋杂处、蓬勃兴起的通商口岸百业民生的实用性书籍，书中也列有“卫生章程”一目。清末最后几年发行的一本介绍传染病知识小册子中，则告诫人们要注意卫生：“若辈（指下层劳动者）目不识丁，不知卫生为何物，动遭疾苦，良可悯也。”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用作乡土教育的《上海乡土志》，在谈论自来水、填塞河渠及医院这些关乎近代卫生的事务时，均使用了“卫生”一词。在竹枝词中也出现了“卫生”一词，比如《工部局》：

局名工部创西人，告示频张劝我民。注重卫生街道洁，随时洒扫去纤尘。

尤可注意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后出版了“卫生小说”《医界现形记》和《医界镜》。它们书名和作署名都不同，但应该说是同一本书，除了主人公姓名、籍贯有所差异外，故事内容、章节安排甚至语言表述，都几乎完全一致。不过作为“卫生小说”，后者加入了大量近代卫生知识，比如：

“至于平常卫生的各节，尤与疫病有关系，今试将要紧数条，讲给你听听，第一要戒不洁……以上不过讲些卫生大略，你须切记在心，除自己奉行，并广劝世人，使人人略知卫生的道理，虽不能疾疫不生，总可以减少了。”

以上种种，无疑说明了近代“卫生”概念已逐渐深入民间，成为日常语文的一部分。在下面这段话中，“卫生”则可以理解成环境清洁的同义词：

由是观之，欲强国家，非保全人民之健康不可，欲保全人民之健康，非注意卫生不可。此卫生一道，所当竭力考求者也。

前面提到的两本“卫生小说”中两段话，更可看出乃是今日常用的“讲卫生”之先声：

在沪数载，疫疠。时兴，悯医道之腐败，卫生之不讲，窃叹吾国医界有江河日下之势。

总之无论何国的人，若能终身讲究卫生，自然不籍丹砂亦可驻颜，数百岁往往可得，这不是地上神仙么？

当时，人们已普遍认可了社会和国家对卫生的责任，但由于感到国家和地方卫生行政的缺乏和薄弱，常常会特别强调个人卫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