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一早，朱桂军踏上回家的高铁。

他在朋友圈兴高采烈地说，“重症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的，我们一起回家！”

53天前，1月27日凌晨4点半，朱桂军抵达武汉。此时距离他出差回家还不到48小时。“我是在1月26日接到援鄂通知，要求当日下午集结，晚上出发。”朱桂军回忆，此时的他行李箱还没归位，直接拎着就出发了。行李箱是应付出短差的最小号尺寸，只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和简单的个人生活用品。不过出发前，医院还积极准备了很多物资：食品、应急包、药品等，还有部分防护物资。

昏黄的灯光，空旷的火车站只有朱桂军一行，抵达武汉时的寒冷天气让朱桂军一行很不适应。

“医院准备的箱子、三个装物资的大纸箱子，还有自己的小箱子。”朱桂军开玩笑的说，拖着这些大小箱子，走在武昌火车站里，感觉跟逃难似的。几个队员轮番着使劲弄、拖着才将这些行李弄上车。

一晃近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3月15日，七院危重病人转走的第二天，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原地待命休息。朱桂军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想家了。就是这天晚上，朱桂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前没有发过，这次真想家了。”

休息了一天的朱桂军苦笑着说：“没病人了，晚上反而睡不着了。”

这场武汉战疫，给朱桂军留下了两个深深的刻痕。一是测试后发现已患有“中度焦虑”；再一个就是原先已戒掉的烟又重新复吸。采访中，有时咳嗽会打断平静的叙述。

朱桂军说出“中度焦虑”时记者吃惊不小，这和采访中朱桂军给记者的印象一点也联系不起来——让人突然意识到朱桂军和他的队友们在这些天付出的牺牲有多大。而在千里之外，妻子五一即将临产。“我老婆五一的预产期，我离开家，快两个月了。我回去再隔离，我怕她生小孩的时候我见不着她。这是真揪心。当时有点纠结。”朱桂军马上又说，“不过应该还好，我感觉五一还是能赶上。”

回顾到武汉这段惊险而又忙碌的47天，朱桂军在思想认识上有一点特别深刻的感悟，“我觉得从这次疫情去看，这个事只有中国人能做成，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件事就坚定了我自己的一个信念，我原来对入党没什么感觉，但自从这次之后，我觉得是党员的这种先锋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这种大无畏的牺牲作用，从思想对我是一个触动。”

2月14日，经过组织批准，朱桂军在抗疫一线入党，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开始我对入党基本上没有概念，我觉得我只要保持一个医生的职业原则就行。但在经历了这次重大的抢救事件后，我确实深刻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指挥作用、调度能力是不可缺乏的，这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

而武汉一疫，也让朱桂军从更宏大的视野重新审视自己的专业。“武汉甚至全国的ICU都极度匮乏。”他说，“对于重症这种技术的掌握能力，还不是像我想像的那么强。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还应该加强这种基础的培训，因为这个东西关系到民生，尤其关系到真正关键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