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指出，不宜过度扩大地方专项债规模，这可能造成对市场投资的挤出效应。建议2020年减税降费可由中央财政承担，以减轻地方负担，相应适当扩大2020年赤字规模来弥补减收缺口。

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的蔓延，其负面影响可能放大。为了对冲疫情影响，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宏观政策力度需要加大。

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围绕积极财政政策如何发力，市场机构有诸多建议，包括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提高赤字率、扩大地方专项债规模等。

我国政策空间依然充足，但空间也在缩小。像2019年2万亿大规模减税降费，带来部分地方财政的短收，多个省份出现了财政收入负增长。而今年受疫情影响，一方面企业经营困难会影响其税收贡献，财政收入增长余地更小；另一方面企业困难加大，需要财政加大支持力度，这会进一步加剧地方财政收支矛盾。

如何看待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财政政策如何发力稳经济？如何应对地方财政困境？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刘尚希指出，包括减税降费在内的宏观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减弱，需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来提振市场信心，进而更好地拉动经济。不宜过度扩大地方专项债规模，这可能造成对市场投资的挤出效应。他还建议，2020年减税降费可由中央财政承担，以减轻地方负担，相应适当扩大2020年赤字规模来弥补减收缺口。

高度不确定性下需要新预案

《21世纪》：2月数据陆续公布，当前怎样衡量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取得积极成绩，但疫情又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WHO确定其为大规模流行病，这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刘尚希：衡量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要放在全球来看，放在中国来看已经远远不够。按照世卫组织的说法，这次疫情是全球大流行，风险级别是最高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会受疫情影响。以前疫情防控主要在中国，会造成我们出口交货的不及时。现在疫情在全球蔓延，其他国家疫情越来越严重，国产化还不能替代的零部件、原材料等进口会受到影响，有些产品出口也会受到影响。当然，与抗疫所需产品相关联的出口会扩大，但无法弥补全球经济下挫的负面影响。

当前国内和全球都受冲击的局势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在加深，风险也在升级。

《21世纪》：这是否会对我们完成2020年既定经济社会目标造成影响，尤其是2020年GDP相较2010年要翻一番的目标？

刘尚希：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应该实事求是，对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目标，应该要有新的预案和做出新的考虑。

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应瞄准就业目标

《21世纪》：中央明确，宏观政策要加大力度，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当前，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如何防止滑出合理区间？

刘尚希：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应该瞄准就业目标。能保证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平等就业的经济增速，就是合理的经济运行区间，单就经济增速本身无法判断其是否合理。

我们一直强调，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核心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所以经济发展应以“就业状态（包括就业充分、稳定、平等）”改善为中心。经济增速定在哪里要视情况而定，只要有较高质量的就业，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不是问题。就业状态的改善事关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21世纪》：2019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虽有小幅攀升，但仍在预期范围内。在人口老龄化、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就业问题值得担忧吗？

刘尚希：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就业不存在总量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

随着我国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这能吸纳相当规模的就业，但制造业的“机器替代人”的进程，部分就业岗位随之消失。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数字化转型、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能会愈发凸显，加之人力资本积累在城乡间差距较大，像农民工很多都只有初中以下学历，对于低学历、缺乏劳动技能的群体而言，未来找工作会越来越困难。

当前，高校毕业生也是很重要的群体，教育机构的专业设置如何更好地与现实需要匹配，怎么更好地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产业升级相匹配至关重要。这需要加快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以此来增强人才培养机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匹配的自适应能力。

结构性就业矛盾，可能会成为疫情之后的头号公共风险。就业问题一边连着社会，一边连着经济。居民收入来自就业，加上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造成社会阶层快速分化，可能带来其他社会问题。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结构性就业矛盾意味着部分劳动力出现闲置，同时部分企业招不到人，生产线无法满负荷运转。这种资源的低效配置，会影响经济产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会拖累经济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经济刺激手段、宏观政策都无法发挥作用。

在疫情冲击下，可能有几千万人自愿待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