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对风险评估困难的局面时,违约成本就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假定在陌生人环境中,违约成本可通过某些机制得以大幅提升,那么对事后违约成本的预期就有可能降低事前过度乐观决策的概率。所以,遇到经济不景气时,我们应更多琢磨违约成本的提升机制。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普遍不喜欢借债。传统社会的人们自食其力,恪守本分,就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没有扩大生产规模的想法。即便少数人试图扩张,也多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究其原因,首先,那时候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要借钱也只能向亲朋好友和乡里乡亲借,信用是个大问题。别人家的储蓄有限,可借的资金自然就有限。自家的田地或生意的价值创造能力也就那么一点,未来的现金流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举债。其次,可能是面子问题。借钱预示着自家出现了财务困难,除非遇上了特殊的外部冲击,比如生老病死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否则在别人眼里,就是这个人努力不够,或能力不足。因而,在传统乡土社会,欠债被普遍认为是丢脸的事,负债是能力差的信号。在熟人社会,大家都知根知底,什么样的能力做什么样的事情。运气差是一回事,超出能力之外找事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就不受待见。

传统乡土社会的人不喜欢欠债,还有个更深层的原因:还债压力大。这种压力不仅在现金流层面,更重要的还在心理层面。乡土社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欠了钱,大年三十之前是必须还清的。除非特殊情况,都得想方设法还清债务。实在还不了,年前也总得设法求得债主的谅解。借钱是因为现金流不足,借了之后,自家就得背负还债的压力。要是冲击是暂时的,等冲击过去,通过自身努力,能把钱还上。倘若自身禀赋差,累积财富少,抗风险能力太弱。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导致现金流不足应应对冲击。那么欠债就可能成为常态。对底子薄的家庭而言,这就面临过年难的窘境。偶尔向别人借一两次钱,大家都还好说,要是年年都靠借钱度日,借钱的难度就会逐步递增,受到的白眼也就多了。

个人借钱,不能通过有限责任来分担风险。这是个人债务与有限责任下的公司之间的本质差别。对有限责任下的公司而言,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公司的资产。那么当公司负债过高,导致资不抵债时,申请破产了事。而个人则不行,特别是从前的乡土社会里,按种无限责任会让债务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所以,乡土社会中债务的违约率很低。所以,看似乡土社会没有正式的契约,但非正式规则足以有效治理债权债务关系。这些非正式规则中,不仅仅是信任。有些研究者强调,乡土社会中存在很强的信任机制,彼此存在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水平高,因此违约率低。可是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在陌生人环境中,信任度就不如熟人社会,这与伦理道德层面的因素无关,与熟悉程度有关。熟人社会之所以信任度高,是因为彼此熟悉。熟悉,用现在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信息对称。正由于彼此非常了解,因而能建立起良好的信任。

信息是信任的基础。在陌生人环境中,想要建立起信任,就得通过历史推断。通过了解一个人的过往,假如这个人一直都诚实守信,口碑非常好,那么就可以趋势外推,判断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对个体来说,未来的违约概率和过去的违约概率相关,意思是历史总是会重演。一个过去诚实守信的人以后也会诚实守信;而一个在过去有不守信记录的人在以后也可能不守信。不过这种推断还是需要足够的信息。也就是这个人过去的守信记录。在市场不发达的社会中,这种信息很难完整获取,即便如银行这种信息集聚机构,面对借款人的过往资料,也很难评估其守信概率。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熟人社会中,是不是信息充分和对称,就必然守信?至少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仔细一想,这个逻辑还是有漏洞。因为乡土社会通讯和交通非常不发达。一个人完全可通过地理空间的差异来逃避债务。这种事的确时有发生。

有些人欠债多了,自认为还不起,就一走了之。这在乡土社会中也是有的。只不过这种事不常有,原因在于,一走了之的成本非常高,自身不得不在他乡流浪,生活必然困顿;自己一走了之,也会拖累家人,让家人从此抬不起头。逃债的成本太高,所以发生的概率也很小。相比之下,在陌生人环境下,由于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其他环境差异不大,自身逃债的成本就大幅下降。同时,在陌生人环境下,家人承担的连带成本也要小很多。而逃债成本下降会激励逃债概率上升。这就迫使债权人不得不事前做好甄别工作。对债务人的事前评估就变成了更为关键的环节。

事前评估,其实就是信息和风险评估。首先得收集潜在债务人的充分信息,然后还要根据这些信息评估风险。问题在于,事前评估都是基于历史信息,而历史信息所揭示的违约概率和未来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虽然人们主观上会认为这是相关的。特别是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恐怕连债务人自己都会错误估计未来现金流的前景,更何况债权人?当外部环境压力遇到过度乐观决策,就会导致一个有良好守信记录的债务人在未来违约的概率大幅上升。这种情形在事前很难推断。当面对风险评估困难的局面时,违约成本就成了重要的影响因素。假定在陌生人环境中,违约成本可通过某些机制得以大幅提升,那么对事后违约成本的预期就有可能降低事前过度乐观决策的概率,进而相应降低事后违约概率。所以,遇到经济不景气时,我们应更多琢磨违约成本的提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