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增长危机》的作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Moyo)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经济增长的危机。

如何让经济获得增长?增长的关键是什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增长?这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谜题。经济增长与地理、历史、文化、体制和政策息息相关。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茨涅茨就认为,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还有阿根廷。这个分类隐含的意思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日本会增长,而阿根廷没有增长。库茨涅茨的历史性框架在今天仍具有广泛的意义。他总结出了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四大类别:增长最多的国家,未能增长到富裕程度的国家,超出预期、排除万难实现增长的国家,本应增长却浪费了丰富资源的国家。库茨涅茨提出这一框架,表明他认同经济增长是一个巨大的谜。这或许也是《增长危机》的英文原名《EDGEOFCHAOS》(混沌的边缘)的由来。

增长对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

经济增长对人类社会而言意义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哪个问题比它更为严峻,正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在现实中,经济增长主要以三种方式来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水平。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使个人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其次,收入增长能让个人对更大的群体产生影响。他可以雇佣别人或投资。通过日常消费,个人有机会支持其他企业和个人,帮助其他人提高生活水平。许多中小型企业特别依赖这种类型的个人投资。经合组织90%以上的企业是雇员少于250人的中小型企业。事实上,在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样的公司。最后,经济增长能提高群体生活质量。而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社会就不稳定。这样,经济不景气就为政治动荡准备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结构的崩溃。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类进步的所有方式和标志,包括实际工资、就业机会、预期寿命和社会流动性都受到了影响。

诚然,经济增长所能做的也有限度,不是“万能药”,某些现象和问题就无法用经济增长来解决:仅靠增长并不能终结流行病、解决环境和气候难题。同样,仅仅依靠经济增长也难以消除收入不平等。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增长,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难上加难,可持续的社会进步甚至将沦为空谈。

阻碍经济增长的三股逆流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增长是取决于三大关键要素的函数: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资本是指一个经济体除去赤字和债务之后的投资金额,劳动是指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均可量化的人口供给,全要素生产率则是指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的总称,包括创新、技术、政治制度、法律和法规等。在《最伟大的一代》中,美国记者汤姆·布罗考描述了美国如何全面优化三个增长的关键要素,从而赢得了二战的胜利,将美国从衰退和萧条中拯救出来并走上了繁荣的发展道路。曾任世界银行与高盛集团高级经济顾问的丹比萨·莫约在《增长危机》中则着重剖析了当下现实中阻碍经济增长的三股逆流。

第一是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汹涌,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逆风加剧,不确定性风险加大。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波峰和波谷的交替。有人还提出了近100多年来有过三次波动的判断。世界银行2001年发表的《全球化:增长与贫困的研究》报告采纳了这种意见,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至今的全球化进程中,有三个“高潮”,分别出现在1870年至1914年,1950年至1980年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各次高潮都有一些共同点,如科学技术的重大创新、国际分工的深化、产业结构的大变革、基础设施特别是通信和交通运输的革命性改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加强和增长的加快等。而当促成全球化出现高潮的因素或条件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削弱甚至消失时,经济全球化就会随之减弱或消退,继而进入低潮。当下就是最新的一段低潮时期。

事实上,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一种光谱,光谱的一端是一个完全没有全球化的世界,国家之间彼此完全孤立,而在另一端则是完全的全球化,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在这里都能不受限制的自由流通。当然,完全孤立和完全的全球化只能是理论上的状态,在现实中不可能以纯粹形式存在。

现在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停滞不前困境,并不是全球化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西方国家将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如亚洲、拉美以及东欧国家,却因为各个国家国情和历史的差异而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改革因此变得异常艰难。将货物与服务的自由贸易、跨境资本流动、人员流动以及私营部门视作经济引擎,一直以来被西方国家奉为经济政策的金科玉律,但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陷入困境的发达国家转而开始推行干预与保护,在居于领先立场上“踢掉”发展的“梯子”,比如更高的贸易壁垒和更严格的资本回调限制。诚然,既有的经济全球化秩序,并不总是公平有效,因为鼓励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快速流动,会造成主要要素资源流出地面临增长困境,但修正完善全球化不能以开倒车的方式体现。所以,丹比萨·莫约提出,要解决增长困境,必须推进彻底、全面的改革,全力促使全球化升级。

第二是无法普适的西方式民主。

对占全球人口85%的新兴经济国家来说,西方坚持将其政治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前提的那一套理论并不适用。发展中国家有数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对他们来说,食物和自由之间的选择,就像是迫切需求和仅仅是重要而已之间的争论。面对日常生活的现实,他们不能不更关心的是政府能否提供就业、教育和医疗服务。

与此同时,近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增长危机也严重困扰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矛盾。以债务驱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支撑的经济并非“灵丹妙药”,饮鸩止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高企的债务赤字在延缓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希腊债务危机、冰岛破产、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局动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等等。

第三是由西方选举政治周期形成的短视。

由于常常被选举打断正常的工作,西方政客无法全身心投入应对长期政策挑战的努力。出于“理性”考虑,他们自然会把精力集中在用短期甜头来吸引选民。可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短视对经济成功尤为不利,现在更已成了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大卫·李嘉图在1820年就提出过一个假设,即消费者都具有前瞻性。这个理论也可延伸到选民身上,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个群体。只是,世人不愿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选民持有的都是短期思维,他们只会支持那些眼下就能增进自身福祉的政策,很少考虑长期的结果。

政客因迎合选民的即时需求和愿望而获得了回报,并以这种方式助长了短期主义,却损害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在更多情况下,他们不会执行优质但复杂的政策(比如一种更有力的全球化形式),而是倾向于政治风险更小的权宜之计,或者干脆不作为。正因如此,时至今日,诸如人口结构改变、自动化新技术和生产率下降方面的挑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

出路在哪里

经济学家可能永远也无法平息关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争论,而现在需要的是行动,是变革。基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政治短视传统,丹比萨·莫约为促进经济增长提出10项具体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包括:重建、增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建设、当市场失灵时作为最后的融资机构介入、执行和规范法律的能力;确保政策规划的长期化,让政策规划部门摆脱短期主义,不应追求短期政绩目标而采取有害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用更严格地政策约束政府及其继任者;对竞选资金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向公职人员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及延期支付机制;改变选举周期,加大对有资格竞选公职人员的鉴别力度等等。

作者期待的理想路径,是促使政治家和决策者形成长期思维,解决当前困扰全球经济的长期挑战,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只是,不知从理想到现实的距离会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