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保罗·萨宾《较量:乐观的经济学与悲观的生态学》

自从1962年美国知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及1972年全球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名为《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以来,“灾难预言”似乎就成了一种常规现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看到过无数“灾难预言”:人口爆炸、全球饥荒、瘟疫、水源战争、石油枯竭、矿产短缺、精子数量下降、臭氧变薄、雨水酸化、核冬天、千年虫、疯牛病疫情、杀人蜂、变性鱼、手机引起的脑肿瘤及气候灾害。在所有关于威胁人类文明的灾难中,对“人口爆炸”的描述往往最为夸张。

围绕“人口爆炸”及资源短缺问题,1980年,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朱利安·西蒙在《社会科学季刊》中向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发起挑战,提议比试一场,以检验他们对未来截然相反的预测谁对谁错。埃利希认为,人口过多将导致灾难和大范围的物资紧缺,并坦言“世界末日”将至。西蒙则认为,人类能找到稀缺资源的替代品,他看好人类的前程,持乐观态度。

两种资源观念的对立

在1980年打赌时,埃利希教授44岁。与其他学者相比,他不仅显得年轻,还出版了13本专著,是当时美国生物学界和生态学界的“学霸”之一。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打赌时,埃利希显得有些盛气凌人。而且,埃利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为他助阵的还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教授:约翰·霍尔德伦和约翰·哈特。前一位霍尔德伦当时年仅36岁,已出了好几本著作。他后来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并于2009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

挑战埃利希的西蒙,比埃利希年长几个月,当时连一本著作都没出过。美国学界向来以“是否出有专著论英雄”,足见对垒双方实力似不在一个层次上。也难怪,几乎所有的围观者乃至他们各自的“粉丝”,那时候都不看好西蒙。

其实,在打赌之前,双方已有过好几轮笔战了。1980年9月,埃利希团队和西蒙干脆决定以打赌论输赢,并敲定了细节:赌注为1000美元,拆分为5份,每份200美元,分别购买铬、铜、镍、锡、钨这5种稀缺金属商品。由于每种金属价格不同,200美元所购买的量也各不相同:一共买了51.28磅铬、195.56磅铜、63.52磅镍、229.1磅锡和13.64磅钨。

双方约定,10年后,除却通胀因素,如果金属价格上涨,则证明地球资源稀缺,西蒙认输;如果金属价格下跌,证明地球资源仍然富足,埃利希团队认输。

这场1000美元的赌局看上去很简单,只关乎“5种工业金属的价格”“10年内”“上涨或下跌”。然而其意义却远不止此。埃利希认为,金属价格上涨将证明人口增长会导致资源匮乏,从而支持他呼吁政府主导的控制人口及限制资源消耗政策。埃利希的理念反映了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西方人的普遍认识,即全球都面临重要资源耗尽的风险及增长极限。西蒙则认为,市场和新技术会使价格下降,由此可以证明社会并未面临资源危机,人类的福祉在稳步提升。所以,这场赌局的结果,要么会为埃利希的反人口增长活动和环境灾难论提供论据,要么会推动西蒙关于新技术和市场的力量将丰富人类资源的乐观主义观点。

1990年9月29日,赌约到期。与10年前相比,5种金属矿产品的价格居然全都下跌了。铬价从每磅3.90美元下跌至3.70美元,锡价从每磅8.72美元大跌至3.88美元……金属组合的总价更下跌了将近60%,跌至423.93美元。此轮赌局,埃利希团队败得很惨。愿赌服输,埃利希团队只好向西蒙寄去了576.07美元的支票。

两个学者的这场打赌意义重大,它反映了两种资源观念之间的对立。人类资源观可分为两类:资源悲观主义和资源乐观主义。埃利希是资源悲观主义的拥趸。从古至今,有许许多多资源悲观主义者,其中不乏著名人物或群体,比如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罗马俱乐部”等等。

西蒙则赞同边沁的功利主义观点,提出“活着的人越多,福利也就越多”。西蒙无疑是典型的资源乐观主义者,历史上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两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凯恩斯。资源乐观主义也有一套基本逻辑: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一些资源看似有限,那是因为人类开采、利用的能力低,或暂时缺乏替代手段。一旦资源供需紧张,短时间内资源产品价格就会上涨,而企业家都是逐利的,涨价会吸引他们竭尽所能提高自然资源开采效率,寻找可发挥替代作用的新资源,或对资源产品深加工,尽力提高资源利用水平。这样,资源供应总量会增加,而消耗量会减少,这样资源价格就会下降,资源的紧张态势会得到缓解。资源乐观主义还认为,人,而非任何自然资源,才是这个星球上的终极资源——即最宝贵的资源。毕其一生,很多人的创造总是比消耗更多,因此,只要人口延续,人类的资源前景就会越来越好,资源末日永远不会到来。

埃利希和西蒙的不同贡献及局限

这场赌局把埃利希和西蒙推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冲突的风口浪尖上。在对未来的激烈讨论中,埃利希为环保主义意识打下了基础,西蒙的质疑则加剧了保守派对美国政府扩大监管范围的强烈反对。

为了继续鼓励人们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社会问题,1978年至1988年,埃利希和同事创立了“地球俱乐部”,成员包括多位知名生物学家。1988年9月,“地球俱乐部”发布一项声明,指出了人口过剩带来的问题:地球人口已过多,带来的威胁仅次于核战争。“人口爆炸终会发生,并且很可能出现在如今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要通过控制出生率来阻止人口爆炸,还是要通过生态系统崩溃、饥荒、瘟疫和热核战争来阻止人口爆炸。”

不过,“地球俱乐部”的这项声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他们的阵营也没能继续发展壮大。埃利希还提议组建人口生物学学会来为人口生物学研究募集资金,并通过该学会将在生态学方面的经验转化为国家政策。他多方组织活动的行为,反映出当时关于环境问题的舆论让他有越来越强烈的挫败感。

西蒙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样受到了挫败。他的观点依然缺少来自组织的强有力支持。很显然,西蒙的挫败感源于他赢了学术辩论,却没能改变政策走向。1986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展现了一个新的科学观点,基本上否定了埃利希关于人口增长的看法。西蒙将这一人口问题上的转变称为“无声的变革”。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萨宾在《较量:乐观的经济学与悲观的生态学》中详尽叙述了西蒙和埃利希的这场打赌。他的观点是,埃利希和西蒙两人都作出了贡献,尽管他们并不认可彼此的功劳。埃利希和二战后的环境科学家们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地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埃利希和其他科学家通过研究和倡议,预防了生态灾难的真正发生,并且指出了新技术的风险。如果科学家们没有针对平流层臭氧减少提出警告,各国就不会在1987年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该议定书敦促各国逐步停止使用会破坏使地球免受太阳辐射的保护层的化学物品。而有关热核战争潜在影响,以及放射性废弃物和放射性沉降物危害的科学研究则推动了限制大气实验的条约的产生,并改善了对放射性物质的处理方法。

西蒙关于未来的一系列愿景颇为美好,但它削弱并持续打击着其他人为解决环境问题所做的努力。尽管西蒙称赞市场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改善,但他的乐观主义反而阻止了那些能解决问题的市场和技术创新。他并没有把市场视作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也存在人类共有的盲点和局限性。许多经济学家支持西蒙的观点,认为市场只要能处理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就能适时解决环境问题。但这只是个假设。近几十年的经济研究表明,消除信息鸿沟和搭便车问题及处理外部成本是很困难的。为此,许多经济学家倾向于赞成征收污染税,迫使经济决策制定者把外部社会成本纳入个人选择的考虑因素。然而,推行征税的过程十分艰辛,美国一直未能就针对化石燃料征收碳排放税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