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证券7月26日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央行一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角色,而近日,在特朗普持续炮轰联储,不断尝试提名政治盟友进入理事会,以及联储自身政策急剧转向的背景下,央行更是走上了风口浪尖。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埃里安(MohamedA.El-Erian)在报业辛迪加刊文指出,虽然联储等央行的行为绝非无懈可击,但是他们现在所承担的责任和指责,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一种错位。2008年至今,各央行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赌博,赌其他决策者和政策能够接过自己支撑经济的接力棒,同时让自己摆脱困境,实现运作正常化。遗憾的是,他们所期望的结局始终没有上演,现在这场赌局双输告终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增,以下即埃里安的文章全文——

近些年来,各大主要央行们其实是在做一场豪赌。他们赌的是,自己延长各种非常规和实验性措施的使用时间,能够拖到实现有效政策过度的那一天,让更加全面性的政策接手,使得高度包容性的增长成为可能,同时确保金融稳定性受到的威胁最小化。然而在现实当中,那一天却始终没有来到,迫使央行一次次不断加码,而在这过程里,他们还日益发觉,自己的可信度、有效性和政治独立性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风险。具有终极讽刺意味的是,央行银行家们现在或许真的要得到其他政治机构的回应了,但是后者并不能帮助央行来让自己的运作正常下来,反倒会使得他们面临的任务变得更加艰难。

先从美联储说起,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央行,其举措对其他央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2008年危机后,联储成功地让已经机能紊乱的金融系统稳定下来,消除了全世界可能陷入常年衰退的威胁,于是,联储开始酝酿下一步的政策,他们希望最早在2010年夏季就能够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遗憾的是,恰在那时,美国国会的党派对立和政治观点分化日益严重,比如茶党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想要将接力棒交给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能。

无可奈何,联储只能改弦更张,使用各种实验性的措施来为美国经济争取时间,希望能够拖到局面改善,政治环境变得更有建设性,允许有利于增长的政策出台。在许多年内,利率都一直徘徊在接近于零的谷底,联储对金融市场的非商业性介入也不断扩张,通过量化宽松计划购入了数量创纪录的债券。

联储既做了这种政策重点转移,其他央行自然是萧规曹随,在他们眼中,这已经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别无选择。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政策取向远称不上完美。

联储深知,自己并没有相应的权力去直接通过财政政策和消除结构性障碍实现包容性增长,或者直接强化生产率,以推动真正的全面经济复苏。这些都是其他政策制定者的权限,而这些人和机构并没有联储的政治独立性,面对着因为陷入深度分裂而无法批准这种扩张性措施的国会,也只能作壁上观。(国会这种歧见无可弥合的局面后来导致了美国政府三度停摆。)

这种令人遗憾的现实之下,联储也唯有试图通过各种间接的,实验性的方法去为增长提供支持。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向经济系统诸如了大量的流动性,结果使得金融资产价格大涨,严重超过了经济基本面对应的合理水平。联储的算盘是,这样可以使得一些特定人群(资产拥有者)感到更加富有,鼓励他们更多支出,同时也鼓励企业增加投资。

然而,事实却证明,这种“财富效应”和“野兽精神”其实是非常苍白的。想不出其他办法的联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进一步加大这些政策的力度,而这直接导致了一系列并非他们初衷的后果,经济和金融系统受到严重附带损害的风险大增。

就系统性重要性而言仅次于美国联储的,是欧洲央行,他们也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图,但是其政策实践却更有争议,比如负利率(通俗一点说就是举债者无须负担成本,让储蓄者掏腰包)。和美国联储一样,欧洲央行也发现,这些政策推动的增长是很微弱的,但是造成的代价和风险却与日俱增。

事实上,两家央行——尤其是德拉吉(MarioDraghi)领导的欧洲央行——都一再强调及时将接力棒传递给更加全面性的增长推动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呼吁最终却全然成了对牛弹琴。现在,无论美联储还是欧洲央行,都已经不再指望其他政策制定者会在短时间内承担起本属于这些人的责任了。相反,他们都在忙着制定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哪怕后者会引入更大的政治和政策风险。

这是因为,既有的这些风险已经足够央行银行家们头痛了。旷日持久又混乱无比的英国脱欧进程已经严重影响了英国央行的长期政策策略,而全球局势持续紧张,关税林立又造成了重大的短期影响,让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面临的局势愈发复杂。

更加不必说,目前在讨论范围内的一些增长刺激政策选项,其实完全可能(甚至让人有点怀疑是有意为之)增大金融稳定性被破坏的风险,因此也只能让央行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和繁重。比如所谓“人民量化宽松”,要求央行直接将钱派发给全民,正在吸引政治光谱两端力量越来越强烈的关注。还有,近期一再被提及的“现代货币理论”实质上是要求央行直接听命于各国财政部,还有“全民基本收入”理念也在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兴趣,而这其实要求重新评估整个工资决定过程。

与此同时,一些左翼政治势力相信,重新提高生产性资产的国有度,以及由国家更多控制经济活动有助于创造更高速和更包容的增长前景,他们正在研究这些政策到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是最合适的。在欧洲一些债务局面更加脆弱的国家,民粹主义者掌握了政权(包括意大利政府在内),他们执意进一步增大预算赤字,却不关注平衡性增长问题,似乎是有意要一再重新测试市场的警戒底线。

凡此种种政策动议,应该说只是冰山一角,在科技进步冲击就业、气候变化、人口趋势,以及过度贫富不均、边缘化和异化等引发严重忧虑的背景下,各种各样奇特的想法纷纷冒出头来。这诸多问题的不断发展,也让人们看到了今天的国家和社会决策必须面对怎样众多的新生政治问题,而这自然也会让经济前景越发充满变数。央行在这种局面下日趋活跃,很可能只会使得资产价格与经济和企业基本面之间的错位被进一步放大。

央行下注的是,其他的决策者最终会采取更加重大的行动,让央行走出困境。然而局面发展到现在,这场赌局将以双输收场的可能性正在不断提高——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其他决策者确实拿出了响应的政策,但是这政策本身却意味着央行的可信度、有效性和政治独立性遭到巨大损害的风险;另外一种可能则是,根本没有任何政策响应,只留下央行继续面对已经是他们和他们的政策选项无法承担的重担……很快,央行银行家们就会发现,正像许多赌场老手所说的那样,有些时候该放弃就得放弃,不然下注越多输得越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