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起,“伦敦雾”便蜚声“英”外。在众多历史记录及各类艺术作品中,“雾伦敦”的形象太过深刻。最近一次给世人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是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遭遇有史以来的“至暗时刻”:大白天雾霾笼罩,犹如一座黑暗之城,短短6天,“超过1.2万人死亡”。

《雾都伦敦: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是一部以“伦敦雾”为主题的著作,但又不局限于环保。作者威廉·卡弗特长期从事16至18世纪英国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他认为,“伦敦雾”的形成不仅是因为技术变革,也源于社会关系;不仅因为价格问题,也涉及政府政策;更存在着漠视污染的现象。总而言之,伦敦空气被污染的过程涉及政府官员、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肮脏的城市环境是多种作用组合下的结果。

率先到来的“大城市病”

提起“伦敦雾”,许多人立马想到的是煤烟。

人类发现煤的历史据称有3000多年,直到18世纪60年代才开始大量使用。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在煤炭使用方面的步伐显然比其他国家迈得更大也更快。“大约从1600年开始,伦敦每人每年约消耗一吨煤。”

煤炭大量进入伦敦的工厂和家庭生活,无论贫富,都越来越离不开煤炭。“煤炭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阶级,因为贵族、手工业者和接受救济的人都在购买使用。”不过,此前以木材为主要燃料的英国并没有留下“伦敦雾”记录。一个可信的原因是,伦敦城市发展太快了,以致患上了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大城市病”。谈到“大城市病”,今天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拥挤的交通,但在17世纪的伦敦则是煤烟。

从地理和自然条件看,“伦敦并非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城市,恰恰相反,缔造者为这座城市选择了一个通风良好、拥有海角的河滨,使其居民能够呼吸‘洁净空气’。”此前作为主要燃料的木材,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太多关注,极可能因为城市体量总体偏小,以伦敦不错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对烟雾的消纳似乎不存在太大困难。相较于木材,煤的燃烧值更高。当伦敦人口迅速增长,煤炭使用量随之快速攀升时,人类知识水平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却未能赶上步伐,于是形成了“欠账”。“伦敦从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走过了近1000年历程”,而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伦敦人口从400万增至675万,在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小问题也可能因为过于集中而扎堆聚积,一旦越过临界值,“火山爆发”便不可避免。

伦敦的“大城市病”并非单纯体现在燃煤的集中排放问题方面。17世纪的伦敦可谓多灾多难,瘟疫与大火交替进行,屡屡给这座古城造成深重的灾难。作为迅速膨胀的大城市,伦敦卫生发展显然难以满足需要,爆发瘟疫几乎每隔十多年一次,几乎是家常便饭。“詹姆斯一世登基的1603年,瘟疫夺去30000人生命。查理一世1625年登基时,又有40000人死于瘟疫。而1665年的瘟疫,据史学家估计,可能造成死亡人数在80000到100000之间”。而史上闻名的1666年伦敦大火,几乎烧掉了整座城市。

煤烟问题之所以突出,主因持续时间极长。久而久之,煤炭侵入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嵌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

煤炭深刻影响了决策者与普通居民的思维

没人愿意生活在煤烟笼罩、呼吸困难的空气中,更何况长年累月。自伊丽莎白一世起,数任英国国王均极度反感煤烟,也曾试图作出努力。伊丽莎白甚至将一批酿酒商送进了监狱。但已深深融入伦敦社会“毛细血管”的煤炭,想要遏制谈何容易。“尽管当时的伦敦人对烟雾很关注,但是由于煤炭的消费已经深深根植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权力的观念之中,所以其消费量在整个现代早期以及之后都在持续不断地增长”。最具讽刺的意味的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伦敦煤炭消费反倒出现爆发式增长。

重点考察了英国经济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如同肥皂、蜡烛、盐和皮革,煤炭也属于“生活必需品”。“必需品”是一种经过长期积累沉淀的生活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外化表现,同时也会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卡弗特亦认为,“国家权力既促进了伦敦的煤炭消费,也从中受益,而伦敦市场依赖于商业网络的改善以及来自一个强大而有求必应国家的援助。在17世纪和18世纪,煤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伦敦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王国中取得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伦敦似乎就不能没有煤。因此,那些为伦敦污染了的大气所困扰的人们需要为伦敦,也为他们自己,学会与煤炭共存。”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煤炭已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刚需”;二是煤炭正深刻影响着伦敦包括决策者和普通居民的思维。

除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酿酒、玻璃制造等均属高耗能企业,对煤炭同样有着巨大的需求。而进入工业革命后,蒸汽机大量出现,更大大助推了煤炭消费。伦敦曾尝试通过提高税收方式来抑制煤炭消费,却不但无济于事,反倒遭到包括斯密等人在内的尖锐批评。“伦敦对煤炭所征的税比英国对煤炭出口所征的税更重,这项政策不断被谴责是对外国制造商的滑稽补贴。”

另一方面,自17世纪50年代起,英国与荷兰、法国发生多次冲突。至17世纪90年代中叶,“粮食歉收,外战耗资巨大、货币贬值使得英格兰的家庭、公司及整个国家的财务陷入窘境”。加之整个17世纪,伦敦被瘟疫困扰,后又遭遇毁灭式大火……内外交困,必然强化政府对煤炭整个产业链条税收和贸易的依赖。“人们普遍认为燃料短缺会引发社会混乱,而正常的燃料贸易则会促进商业、工业和财政的改善。”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表明,煤炭的确“促进和推动了19世纪伟大的技术革新”。

卡尔·波兰尼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指出,工业革命兴起,因为制造业需要长期投入,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诉求更高,而传统商业经济模式无法满足现实要求。这意味着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变革传统社会架构,为经济腾出更多空间。经济从社会(行政)“压服”状态下“解放”的过程,这就是“脱嵌”。

煤炭的广泛使用,为英国工业革命作了重要铺垫,也为构建近代市场经济打下了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伦敦雾”本质上是英国经济挣脱社会(行政)的“脱嵌”表征,同时也是煤炭作为“生活必需品”,全面嵌入社会的重要节点。

别把污染看成孤立现象

1956年,英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案》,以后又陆续出台了多项关于空气污染防控的法案。直到1980年,雾霾天气才降到5天以下。从1600年起,伦敦真正走出伦敦雾的“至暗时刻”,前后耗时数百年,足见步履之艰难。

“到了现代早期的末尾,伦敦的烟雾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了这座城市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并奠定了其自由、贸易和现代性的地位。”显而易见的是,为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奠定重要理论基础的《国富论》并未关注环保理念,当率先奔向工业社会的英国成为后来者的效仿对象时,一并承袭的还有环境污染——纵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都经历了类似英国“牺牲环境为代价”,先发展后改善的经历。

在“伦敦雾”频频爆发前,“污染”一词尚未诞生。卡弗特认为,伦敦“污染之所以那时才出现,是因为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操纵自然的能力,由此人类开始大规模地破坏环境。”事实上,除了煤烟排放,伦敦一度还遭遇了严重的工业废水污染。1878年,因为泰晤士河污染严重,导致640名帆船游客中的大多数人因呛入污水而中毒身亡。经过百多年的治理,直到1983年8月,一位名叫拉塞尔·多伊格的伦敦垂钓者才从泰晤士河中钓到了一条鲑鱼。

回顾人类近代历史遭遇的重大污染事件,几乎都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结果。一开始人们盯着经济增长,对日益严重的污染现象缺乏足够的警惕,乃至习以为常。虽然伦敦历史上长年遭遇煤烟困扰,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出于各自利益,并不希望禁止煤炭贸易。当然,这并不代表人人都愿接受如此脏的空气,事实是有钱人开始在空气更好的郊区盖别墅,隐居乡村,条件稍差点的则选择偶尔去城外小住,贫穷者就只能接受现实了。

作为解读“伦敦雾”样本的重要著作之一,卡弗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告诫世人千万别把污染看成孤立现象。人类唯有提高警惕,设立并牢牢守住污染侵入社会毛细血管的诸多红线,才有望避免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