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证券12月29日讯,GDP,国内生产总值,即一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已经是今日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广为人知的经济概念之一。MarketWatch刊文指出,在上世纪很长时间里,GDP都是度量美国经济的唯一优秀指标,但是现在,它却变得越来越落伍,必须“与时俱进”了。它从最开始就不是一个度量全民福祉的有效指标,而到了现在,连度量经济强度的任务都已经渐渐难以胜任了。

我们需要一个更诚实的指标,让大家知道经济到底是如何为人们运转的。我们不但需要总需求和总供给数据,也需要了解人们在GDP覆盖的传统市场之外的领域的活动。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贫富不均、可持续发展和总体福祉等等。

可是,GDP却无法对这些要求给出答案。

好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专家正在想办法寻找解决方案,他们要改进GDP,或者是干脆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度量指标,来更充分地反映人类和这个星球的福祉。

也许很快,我们就能够拿到一份报告,告诉我们虽然增长速度略略减缓,但是同时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以及毒品吸食大为减少,其实更符合我们的利益。

在1968年3月堪萨斯州劳伦斯那次著名的演说当中,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RobertF.Kennedy)指出,GDP“计入了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还有为高速公路事故奔忙的救护车”,可是,它却“不能反映我们孩子的健康情况,他们受到的教育的质量,以及他们是否快乐。它没有计算我们美丽的诗歌和忠贞的婚姻,也没有计算公众讨论中的才智,或者我们官员的诚实和正直。它不能衡量我们的才智和勇气,不能衡量我们的智慧和学识,也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热爱和奉献——简而言之,它几乎覆盖一切,但偏偏没有那些让我们不枉此生的东西”。

这就是GDP的逻辑,只有那些有价格的东西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

GDP的起源

GDP存在这些缺陷,与其说是因为某种故障,还不如说是出于天性。国内生产总值的前辈GNP(国民生产总值)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创造出来的,他们深知这些指标的长处和短处,但是他们已经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先后面对着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仔细度量每一个行业的产出,而将经济当中那些主观的和无形的方面忽略掉。

在他们之前,甚至根本就不曾有人尝试过度量一国经济的整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GNP(晚些时候变成了GDP)逐渐被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所接纳,成为一种官方指标。在一个对萧条、战争和帝国主义损害记忆犹新的世界上,增长是大家最最重视的东西。GDP使得人们可以对产出、消费、收入、投资和通胀等建立概念,予以分类,以及进行计算。

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将增长看作是GDP唯一最重要的内容,哪怕增长的果实主要都落入了少数精英阶层之手,哪怕今日的不少增长其实都是牺牲明日的潜在增长换取的,哪怕增长使用了不可替代的资源或者造成了污染、暴力犯罪和社会机能紊乱的后果,我们也对增长痴心不改。

简而言之,GDP其实只是一国财富的速写式的记录,而且记录方法还有明显的瑕疵。GDP根本就不是幸福的同义词,但遗憾的是,它却是迄今为止能够使用的最好指标。

过分重视增长

为什么GDP的缺陷是个大问题?答案是,它极端重视增长,将其置于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取代的优先地位。

“今日的经济政策是否会调整,或者说被游说改变,一切的基础都是这些改变是否会提升GDP增长。”英国经济学家科伊尔(DianeCoyle)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米特拉-卡恩(BenjaminMitra-Kahn)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当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现实的本质,这篇题为《必须计入未来》(MakingtheFutureCount)的论文获得了IndigoPrize经济学奖。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特朗普是如何谈论经济的。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讲述GDP、失业率和股市等方面的情况,对于工资、环境和经济流动性等却总是避而不谈。

比如最近通过的减税就是个例子,其包装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承诺——不论多么难以置信,减税肯定是会推动GDP增长的。可事实是,减税的大部分好处都落入了经济体系当中最富有的少数人之手,而普通美国人的财富能够因此增加多少,几乎没有一个人谈及。

这一切正是基于一个假设的前提,即只有增长最重要,只要实现了增长,其他所有一切就都水涨船高了。

特朗普和支持减税的人们一味强调这一政策未来几年可能的成果,却隐藏了其真实成本(或许也正是其真实目的)。减税使得美国的贫富不均问题进一步恶化,也使得美国公共部门的债务大幅度增加了,而这些从长期角度看啦,已经足够抵消减税可能带来的全部好处而有余。为了未来两三年的GDP增长速度能够提升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要损害未来几十年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收入保障,这真的值得吗?

“在政策辩论中,会让GDP更好看的观点天然就占据了道德优势。”科伊尔和米特拉-卡恩的论文如是说。

是否反映现实

现在,政治家和选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官方经济数据和大众福祉脱钩的问题。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上台,其实也正是利用了众多工薪阶层白人选民的焦虑情绪,他们觉得大衰退之后的复苏并没有覆盖到自己的身上。在奥巴马的任期内,批评者总是指责5%或者6%的官方失业率数字“不真实”,实际失业率高达20%,甚至42%。他们宣称,有9000万美国人想要工作却得不到机会。

当然,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扭曲言论,但是许多人都觉得官方数据没有捕捉到自己生活的现实,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不必说,特朗普和共和党现在都换了口径,坚持一切都已经修复。相反,这一次轮到民主党站出来说低失业率和高GDP增速是一回事,而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是另外一回事了。2000年至今,美国的真实GDP增长了29%,但是与此同时,真实家庭收入中值却只增长了2.2%。

8月间,两位民主党参议员,纽约州的舒默(ChuckSchumer)和新墨西哥州的海因里希(MartinHeinrich)抛出提案,要求GDP等宏观经济数据的发布者经济分析局统计和公布国民收入在穷人、中产和富人等不同阶层当中的分布情况。

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WashingtonCenterforEquitableGrowth)帮助两位参议员起草了提案,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布歇(HeatherBoushey)强调:“只知道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公众还希望,而且也需要知道,对于他们每个人而言,经济到底表现如何。”

与工资背道而驰

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GDP和工资都是大致同步增长的。可是在那之后,典型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速度就开始被GDP越抛越远了。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地流入了富人的腰包,尤其是最富有的1%。

特朗普入主白宫至今,美国的真实GDP增长年率为2.7%,而同期内,真实时薪的增速却只有0.5%。那些收入只是能够将将跑赢通胀的劳动者,又怎么可能信服经济处于近年最理想局面下的断言?

尽管舒默和海因里希的提案就政治诉求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事实上,至少短期之内,要求公布GDP分配的动议都很难有什么收效。毕竟制度上的惯性是极为强大的,而且在政治上,这也非常麻烦,因为这就等于披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华盛顿所喜欢的经济政策并不是为美国普通人服务的。

其实,许多学院派研究者和跨国机构都曾经提出过建议,要求经济度量方法进行更大力度的变革。

“幸福”指标

比如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南亚小国不丹,该国政府追踪的是GNP,即“国民幸福指数”,他们的理念是,提升国民参与度,在健康、教育或者环境等方面取得进展等,较之经济产出更有助于让大众感到幸福。这一指数正式统计只有2010年和2015年两次,但是其影响力却已经覆盖全球。

类似这样试图度量真正重要东西的尝试还有不少,比如快乐星球指数(HappyPlanetIndex)、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列格坦繁荣指数(LegatumProsperityIndex),还有各种不同版本的真实发展指标,以及经合组织的生活指数等。

这些指标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总是拿苹果和橘子来比较。为了建立一个能够将不同国家或者不同时代放在一起对比的单一指数,他们在不可能得到确切根据的情况下,只能人为给各种不同成分赋予相应权重,来制造一份“幸福食谱”——两杯增长,一杯公平,两勺快乐……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对各种成分的权重稍作调整,就可能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2016年的快乐星球指数将墨西哥排在了全球第2位,而美国落到了第108位,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生态足迹”这一项上得分太高——美国是个污染造成国。可是,2018年人类发展指数却将美国列在第13位,而墨西哥居于第74位,主要因为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要高得多。你觉得这两种排名哪个更合理,真的只能看你的价值观了。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折磨了经济学家们近300年之久。生于1748年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边沁(JeremyBentham)正是围绕什么才能让大多数人感觉幸福建立起了自己的功利主义哲学体系。可是,如何才能将一个人的幸福拿来和另外一个人进行有效比较?这让经济学家们伤透了脑筋。最终,他们放弃了直接度量幸福度的尝试,转而专心研究人们如何才能在市场交易当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感,市场反映了现实世界资源有限的根本特质。

仪表盘方式

或许,与建立一个单一指数相比,还是采用所谓仪表盘方式更加实际——就像一部车子一样,是同时分别度量速度、油量、引擎温度、里程数和油压等一系列指标的。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遗憾的是,至少在经济领域,大家似乎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设置。不管是怎样的人,哪怕是最久经世故的政策制定者,也是更青睐一个简单的答案。

耶伦(JanetYellen)2014年成为联储主席之后,就采用了仪表盘方法来观察劳动力市场,因为美国央行相信,只有常规的失业率数字是远远不够的。遗憾的是,这仅仅是联储内部的一个有效工具,却未能成为帮助公众认识劳动力市场复杂现状的沟通帮手。

科伊尔和米特拉-卡恩2017年获得IndigoPrize的《必须计入未来》就建议采用仪表盘方法。纽约ConferenceBoard的科拉多(CarolCorrado)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哈斯克尔(JonathanHaskel)为首的一个七人团队与他们分享了这一奖项。

科伊尔和米特拉-卡恩的研究方法来自于诺贝尔奖得主森(AmartyaSen),这位印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应该被视为人类的自由,其目标是让每个人能够有能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的仪表盘纳入了六种人们生活的必需资产,既有物质资源也有社会资源。

一元化指数

不过,科拉多和其团队则时候走了相反的一条路,试图去做一件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将我们所看重的所有东西,从蓝天到家庭和睦都定下价格,建立一个一元化的幸福指数。他们认为,应该对GDP进行延伸,覆盖到各种无形的和环境的资本,休闲,以及安全等。

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指数,科拉多和哈斯克尔就需要为各种非生产性的,不可交易的,但是又对幸福非常重要的元素估定价格,比如预期寿命、教育、健康、环境、社会互动和创造力等。

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清新的空气、社交网站上的朋友、合格的政府,这些该值多少钱呢?

方法之一是询问大众,看看如果可以购买的话,他们愿意为这些付出怎样的价格。科拉多和哈斯克尔写道:“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许多人,并发起问卷调查。”

比如,最近的一次调查就发现,人们认为可以使用Facebook一个月“价值”14美元,免费使用电子邮件一个月价值500美元,使用搜索引擎一个月价值1300美元。为了确定人们是否是在撒谎或者自欺欺人,有些时候,问卷会询问给多少钱他们会愿意放弃这些数字商品和服务。

当然,对于其他我们很重视,但是无法标价的东西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科拉多团队写道:“我们相信,让人们以真实的货币来投票,这样的做法更有助于建立有用的指标,要比随意收集各种元素,确立权重建立的指数或者仪表盘更为可靠。”

增长崇拜

这些研究者的努力正是为了摆脱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所指出的“增长崇拜”,认真思考到底怎样的经济才能帮助提升人类的福祉。

在未来的岁月里,当机器人可以胜任大部分工作,多数人不必付出太多努力就可以获得各种生活必需品,GDP就会与人们的生活进一步脱钩,尤其是在所有机器人都掌握在极少数大企业手中的情况下。

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就必须给予那些让人值得活这一生的东西以更高的价值,而不是依然只盯着各种实体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想要达到最大限度的人类发展和人类自由,就必须找到方法去度量那些人类最看重的东西。

我们人类到底是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一个活着为了工作的世界,还是一个工作为了生活的世界?人类生命的价值就只在于生产和消费吗?我们真的做到以人为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