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遇到经济困难，一般都有人会祭出“开源节流”的古训。传统智慧并不错，只是任何真理都有相对性和局限性，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开源节流”也是如此。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机构，乃至于一个政府，在财务上都需要开源节流才具备可持续性。但在一个社会的宏观经济管理上，从宏观到微观都采用开源节流的方式应对经济困难，则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停滞甚至萎缩。一个社会的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畅流以开源。

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开源节流”

个人、家庭，财务需要量入为出，“入”包括已有的劳务收入、资本收入等合法收入，也包括建立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可预期收入基础上的借贷。因此，个人与家庭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只有依靠收入的提高。超越未来一定时期内预期收入的过度借贷，必然会导致个人和家庭财务的崩溃。

所以，当个人、家庭遭遇财务困难时，需要开源节流。不过，开源节流并不容易。相对而言，在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情况下，节流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可控性。开源则没有那么容易了，这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更取决于社会环境，比如就业机会、升职机会、加薪机会、创业机会、投资机会，甚至“996福报”的机会。

因此，要扩大消费、拉动消费，社会就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开源的机会。所有触动个人和家庭被动节流的因素，都会使消费停滞或萎缩。

开源节流对于企业来说就复杂多了。企业财务发生困难，一般而言就是收入来源增长乏力甚至下降，如产品销售不畅、服务业市场萎缩、企业竞争力下降等，此时开源当然是关键，但会特别困难。如果是市场趋势逆转、消费偏好变化，则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之源已经枯竭，再努力也无源可开，必须转型升级开辟新源。但这需要新的投入。

节流有许多方法，常见的有压缩原材料成本、压降运营成本、冻薪降薪、裁员、撤部门等。改良工艺，减少原材料消耗，是节流的有效途径，但把握不好，很容易变成降低产品质量、偷工减料，导致失去市场信誉，加速收入的下降。降低运营成本，可能会影响服务质量，同样会导致经营的每况愈下。减薪对节约成本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即刻严重打击全员的信心，对开源不仅没有助力作用，反而有很大的副作用。冻薪对员工信心的负面影响小一些，应对暂时的危机是有效的，但原有人员架构对需要大力度转型升级开辟新领域，可能会比较困难。相对而言，在判明情势的前提下，裁员和撤部门，或许更有利于重整旗鼓开新源。

地方政府和各类机构遇到财务困难，大致与企业差不多。不恰当的节流会造成公共服务的不足与不良。关键是要通过改革职能，减少非公共服务类的职能，简化无谓的流程，从而减少人员和部门，以达到节流的效果。

政府、机构的开源与个人、家庭、企业的开源性质不同，是不能随便乱开开源的口子的。个人、家庭、企业开源，是在创造社会价值中实现开源的。政府、机构，大多数情况下开源是占有社会价值，搞得不好会有损社会价值的创造。地方政府真正有效的开源，是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不增加税种，不提高税率，不增加收费种类，通过各种调节措施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税基的扩大与增厚。

宏观经济管理不能简单套用“开源节流”

以上是分析微观层面针对财务困难的开源节流。政府层面的开源已经触及了宏观经济管理。当遭遇宏观经济下行时，是不能套用微观层面的“开源节流”药方的。这时候如果全社会都“节流”，“开源”就无从谈起了。

公元1049年，范仲淹在杭州当地方官，面对江浙大旱，粮食歉收，价格飞涨，他出了“荒政三奇策”。其一是大兴公私土木之役。动员各地寺庙、官府等趁原材料价格和劳工价格低廉，大事翻修与新建。其二是纵民竞渡。鼓动富豪大搞龙舟大赛、游园庆典等活动，他亲自“日出宴于西湖”，自春至夏杭州旅游业大兴，商贸餐饮业畅旺。其三是增高米价，还沿江张榜，大肆宣扬。各地米商竞相日夜兼程运米进杭，很快解决了饥荒问题，还带旺了运输业。

简单而言，范仲淹是巧妙利用行政力量激活市场机制取得了成功。大兴公私土木，是凯恩斯主义的古代版本，尤其是动员寺庙大兴土木更是奇哉妙也。不搞劫富济贫，而是激发他们花钱以形成市场。面对粮价飞涨，没有开仓放粮、没有打击囤积居奇、没有控制粮价、没有统购统销、也没有行政性的粮食调运和计划分配，还是激发市场机制达到供求平衡。

范仲淹的三奇策，在当时可说是惊世骇俗，引来大量政敌的告状：“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淹当然要为自己辩护：“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范仲淹是深通市场机制作用的。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让市场“畅其流”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落脚点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也就是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激发市场活力，使暂时失灵的市场重新发挥作用，而不是以政府挤压市场，甚至以政府替代市场。中国古人说“货欲畅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