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所经历的长达20多年的经济衰退，曾对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就业情况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负面影响持续至今。在这段时期内，日本政府为阻止经济滑入严重衰退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究竟是否合理，也在全球学界和政界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议，并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发挥了参考坐标系的价值。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一书中(中文译版由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领衔翻译)，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辜朝明针对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与社会状况，系统性分析了由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传导路径，评估日本政府在不同阶段为扭转经济趋势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效果，并且对传统宏观经济学思想进行了补充。作者分析思路清晰，观点鲜明突出，呈现出简洁高效的经济实践价值，因此获得了业内广泛的关注。

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推手

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曾经历了一轮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尤其是土地和房产价格实现了大幅升值。在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仅东京地区的土地价格就能买下整个美国，令人咋舌。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资产价格的膨胀难以为继，日本的“经济神话”彻底破灭，衰退接踵而至。

作者认为，自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企业为了避免因资不抵债出现破产，被迫缩小负债规模。虽然这一举措可以确保企业能够在经济下行阶段生存下去，但是此时企业的经营目标也相应地从“利润最大化”，变为了“债务最小化”。

由此，作者在书中指出造成日本经济衰退，陷入通缩螺旋的第一推手：当企业层面纷纷采取正确且负责任的行动时，会导致总需求的萎缩，造成经典的“合成谬误”现象。即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企业纷纷因自身资产负债表“破损”,并对经济前景不明而踌躇时，往往收缩生产经营规模，即便企业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所得的利润也是首先用于偿还债务，而非扩大再生产，于是经济扩张的活力便降低了。

造成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第二推手是：高居民储蓄率。作者通过观察20世纪90年代日本央行，以及管理和协调机构等部门的数据后发现，日本居民仍保持着高储蓄率的习惯。但由于此时企业的目标是债务最小化，从而造成了庞大的居民储蓄无法匹配到充分的企业融资需求，使一部分资金无法进入到经济体系中运转，于是便形成了会诱发经济衰退的“通缩缺口”。

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针对日本经济相较于高速发展期所发生的“失血”现象，作者借助于历史上的宏观经济典型案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可以将日本带出衰退泥淖的政策观点：政府本身必须采取与企业相反的措施，以抵消由于企业融资需求不足而滞留的居民储蓄，使其在经济中实现运转。

作者认为，此时的政府是经济中唯一剩下的借款人，而通过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可以填补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的“通缩缺口”，因为政府可以借入由家庭部门形成而企业部门却没有借贷的储蓄，并进行支出。

同时，作者还强调，在采取财政政策时应越早越好;在难以准确度量赤字规模时，宜大不宜小;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注重刺激政策的连贯性。正是这种将财政政策作为纾困抓手的鲜明观点，在经济学界和政府实践中引发了热烈的争论和碰撞。作者在书中，则将自己的政策主张与如下两种主要的竞争观点进行了一番比较。

其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主张实施货币政策的人士曾认为，针对日本所面临的经济衰退情形，应借助量化宽松手段，比如注入流动性、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水平激发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进而提振经济。对此，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企业的经营目标发生了转变，对资金的需求出现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仅凭借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效用无疑将较以往大打折扣。

如前所述，在由资产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日本经济衰退中，企业为了避免发生“资不抵债”，而不得不以“债务最小化”作为现阶段的生存目标。因此，仅以量化宽松等方式去鼓励企业融资负债的货币政策，很明显与此阶段不少企业的经营目标并不一致。因为缺的不是货币，而是企业对货币的需求。

其二，结构性改革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作者还在书中提到，针对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有人主张这是由于经济体制本身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所致，因此应该采取结构性改革。对此，作者提醒道，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可能长达10年至15年的长期性工作。

作者所主张的则是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日本需要做的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帮助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使之有足够的收入进行偿债;另一方面，需要实施前瞻性的结构性改革，以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使得企业不会染上“债务抵触综合征”。正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政策的同时发力，最终让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债务最小化”，再次回到“利润最大化”。

资产负债表的“清洁”

在对经济进行积极的修复之后，如何判断企业已经重塑出一份“清洁的”资产负债表?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较为清晰的判断依据：一是在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