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冠疫情和局部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破坏，很多人陷入艰难境地，普通人如此，经济学家也如此。但经济学家面临的困难早已显现：绝大多数政界、学界、商界的经济学家既未能成功预测2008年后的大衰退，也没能预测这场大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给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造成严重信誉危机。那些所谓的“专家们”为大衰退开出的药方千差万别，央行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推出的天量货币宽松政策则在实现通胀与增长目标时频频失败，于是，公众理所当然地怀疑政府及其经济学家。

为何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为什么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今日不再奏效?

一旦掌握了经济停滞和传统经济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政策应对自然水到渠成。然而，在发达经济体尚未面临资产负债表问题、资本回报率相较新兴经济体更高时，人们形成了一套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统观念。如今，环境已然不同，想要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提高政策有效性，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政策观念。

何谓“被追赶的经济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在经过成熟发展期，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会进入被追赶的阶段。在“被追赶时代”(PursuedEra)，经济体的政策辩论依然受到已经过时的“黄金时代”假设的影响，这种不匹配导致了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和对财政政策的依赖不足，这些政策正在扭曲经济并在一个深刻变革的世界中加剧不平等。如今的发达经济体皆由农业社会发展而来，长达数世纪的“节俭悖论”直至工业革命到来方才告终。新产品及用于制造产品的机器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量投资机会。私人部门只有在确定能找到足够多具有投资收益的项目来偿债时，才会开始借款。金融部门也因能够满足新出现的资金需求而有所发展。这些项目依靠债务融资筹措资金，但只要项目收益足以偿还债务，这个过程就将持续下去。

由此将开启一个良性循环，投资创造了更多就业和收入，并反过来提供更多储蓄，为新增的投资提供资金。

没有人能对投资机会的可得性予以保证。它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的速度、商人判断投资机会的能力和其借款意愿、劳动力和其他投入的成本、合理定价融资的可得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经济及世界贸易的状况。

每个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已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而言，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的速度更加重要。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合理定价融资的可得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同等重要。根据不同的工业化程度，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一概念将经济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经济体，此时尚未达到刘易斯拐点;成熟经济体，已跨越刘易斯拐点;被追赶的经济体，已跨越拐点，此时资本回报率低于新兴经济体。刘易斯拐点指的是特定时点，在该时点城镇工厂已完成对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

●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城镇化经济体

工业化初期，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农村地区。只有少部分受过教育的精英拥有技术知识，并将其用于生产和交易商品。世代居住在农场的家庭并不掌握那样的知识。当他们为了寻找工作向城市迁移时，能贡献的仅有体力。在工业化转型的城镇化阶段，大部分的收益都由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获得，其他人群仅成了为城市实业家提供体力的工人。此时，由于在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人的工资常年低廉，直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因为资本家在这一时期利润丰厚，他们继续将利润再投资，以赚取更多的钱。由于工资水平受抑制，工人无法拥有高储蓄，因而大多数投资必须由资本家“自筹资金”。换句话说，资本家的投资受自身储蓄的限制。持续的高投资率意味着国内资本积累和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非常快。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起飞期。

●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经济体

随着企业主继续积累资金和扩大投资，经济最终到达了刘易斯拐点。此时，城镇化基本完成，劳动力总工资开始更快增长。随着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增加，消费的份额也将增加，而投资的占比会下降。同时，普通公民购买力的爆炸性增长，意味着大多数企业仅通过扩大现有产能就能提高利润。消费和投资都将迅速增加。

这一阶段的经济通常是由制造业推动的，其进一步推动了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制造业工人不需要接受昂贵的教育，所以当制造业主导就业机会的创造时，工资提升就从社会最底层开始。从底层开始的工资增长自然也会将整体工资提升到更高水平，使社会上的每个人受益。

更高的工资和由此产生的普通工人购买力的爆炸性增长促使企业扩大投资，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企业寻求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以支付逐步上涨的工资;其次，企业希望扩大产能，以满足工人不断增长的购买力。提高生产力和扩大产能的投资增加了借款的需求，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工业化的第三阶段：被追赶的经济体

一旦一个国家被技术娴熟的竞争者追赶，且通常该竞争者拥有更年轻、更便宜的劳动力，这个国家就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或被追赶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在国内寻找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将变得更具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