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起步平稳，GDP同比增长5.3%、环比增长1.6%，超出此前市场预期，同时宏观政策继续加强整体统筹。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向新均衡迈进的阶段，经济总量的背后，市场同时伴随着一些超级结构的大调整和一些风险的释放。随着超级结构调整的到来，市场各方都要迎接挑战，比以往更加关注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
01
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吗?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一个向新均衡迈进的时代。伴随着一些结构的大调整，市场各方需在平衡中寻找发展新理念和新思路。
走向新均衡，自然要告别旧均衡。走向新均衡之路实际上是一条非稳态之路、非均衡之路。在非均衡地高速运转的路径中，我们会遇到什么?金融配置的风险是什么?这个大时代中，不仅发展方式在巨变，结构在变异，风险也在发生质变。这些变化导致资产定价模型中无风险的收益和风险溢价这两个核心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金融资源配置需要结构性思维的变化和重大的战略调整。
今天，我分享一下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很多人愿意用传统的范式，比如传统的新“三驾马车”来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用传统的思路来认识数据具有合理性，但是不充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往往在一种均衡框架里进行思考。但事实上，中国宏观经济真的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吗?它的结构调整是不是已经到了超级剧烈的时期，甚至是裂变的时代?如果结构已进入裂变、非连续性的、非线性的时代，那么传统的战略和治理就可能失灵。我们要深度思考，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新均衡可能在什么时点形成，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02
裂变的时代
中国的经济运行逻辑正在悄然生变。
从目前的定基指数来看，2023年和2024年中国经济没有回归到趋势性的增长路径，依然在缺口回归和修复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
衡量发展很重要的指标是增长速度，即金融中无风险的收益。如果发展范式发生变化，那么增长速度一定会有所体现。202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为5.3%，是否表示供需平衡?价格参数能够反映总供给和总需求。2023年第四季度GDP平减指数为-1.16%，全年是-0.6%，今年一季度的GDP平减指数是0。GDP平减指数表明供需不平衡。将去年和今年一季度的GDP平减指数历史轨迹进行比较，表明经济正向一种平衡状态靠拢，但还有很长的距离。
从目前的库存状况来分析，我们在强劲的去库存中触底，逐步开启产出缺口缩小的新阶段。库存底部决定了新一轮周期的初端。经过测算存货变动在资本形成中的份额，我们发现目前被动存货投资的量在减少，预期的存货投资减少的幅度更大，说明扩张性的、系统性的预期减弱。
同时，产能利用率和销售效率也是反映供需状况的重要指标，总体趋势疲软，疫情冲击下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现象明显。今年一季度工业品的产能利用率为73.6%，正常情况下工业产能利用率在76%~81%，现在的数据离正常或高涨阶段少了7%，意味着大量产能闲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闲置问题最近已成国际焦点。
关键商品价格和金融价格的变化意味着结构调整正在加速。近几个月，不同级别的企业国债利差的变化分化严重。金融价格、金融收益率急剧下降，包括贷存的利率水平，股指、国债收益率、信用债等都处于剧烈变化阶段，提醒我们警惕金融价格变异所带来的风险。
3月和4月还有个新现象，钢和铜的价格出现背离。一般这两个价格是同步运行的，但是最近不同步了，这说明制造业和建筑业表现开始背离。制造业和建筑业震荡剧烈。由于国家战略支持，制造业在第一季度的复苏状况不错，而建筑业的状况相对疲弱，石油沥青装置的开采率和石油增加值的速度同时出现分离。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油、美元以及黄金价格同步上升。以往这三者是跷跷板，石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美元或黄金价格往往下跌。美元强势的时候，一般不会储备黄金。最近三大商品同步上扬背后的共同原因包括地缘政治和非经济风险，使金融产品和类金融产品定价模式产生变异，这个变异已经不遵循简单的风险溢价的测算模式。
同时，外部环境和贸易结构变化。这几年，中国在美国的进口份额从22%下降到2023年的14%。相反，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份额到去年年底已经超越北欧。全球的贸易顺差和净储蓄是等价的，各国净贸易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各国的净储蓄变化。各国贸易顺差与储蓄结构变化，表明贸易格局的宏观效应已发生变化。近些年，我们的贸易顺差历史最高点占GDP的比重为10.2%，2023年基本恢复到1%，整体增长的驱动力从外需向内需进行全面转变。
高新技术也是关注的焦点。近期，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下降幅度较大。去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逐渐消失，比较明显的是两类：第一是半导体，美国对中国的限制导致日本的半导体不能出口到中国;第二是新能源汽车和汽车出口，去年中国对日本的汽车出口和零部件的进口大幅度下降，日本开始进口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和相应配件。我国对日的贸易逆差减少，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我们的供应结构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已成为第一大汽车厂和第一大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