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个人计算机时代，那时中文输入已经没有困难，因为这个技术问题已经在上一个十年中得到了解决。今天当我们在电脑和手机上输入中文时，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想到中文和汉字在一个世纪前曾经濒临绝境。

汉字曾经陷入重围

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的“劣势”，在很长时间里是真实存在的。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器之后，汉字似乎落入天然的劣势。例如，西方的排字工人只需认得几十个字母和符号，哪怕是文盲也能胜任;而中文的排字工人必须认识少则几千、多则一万以上的汉字，，培训这样的工人必须花好几年才行。至于个人使用的西文打字机，本来就是为拼音文字设计的，而类似的小型中文打字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法想象的。

从晚清开始，中国开发民智、抗争自强的努力，面临着极高文盲率的阻碍。当时的一些文化精英极为焦虑，情急之下提出了一些激进而目光短浅的改革主张。

例如钱玄同，1918年在《新青年》4卷6期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又如鲁迅，1936年发表了更为激进的观点，他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一文(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60页)中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如果废除汉字，那用什么来替代呢?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主张用西化的拼音文字(越南就走了这条道路)。在他们看来，一旦使用了拼音文字，中文汉字排版、打字等方面的劣势就可以瞬间消失，对扫除文盲也有好处。

幸好，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汉字最终突出了重围。

投降、抵抗还是突围?

外有西方列强的技术和文化冲击，内有激进人士的废除主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字和中文确实可以说是四面楚歌。面对这样的局面，有三条应对的路径。

第一条即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当然，当时主张废除汉字的激进人士，可能并未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投降或自杀。

第二条路径是坚持抵抗，即致力于研发和西文打字机类似的中文打字机。有几个人做过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但这注定极为艰苦，而且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几十个字母和字符，所以西文打字机是按照“所打即所得”的原则设计的——打字机只需要几十个键，每个键对应一个字母或字符，按哪个键，纸上就出现哪个字母，非常直观。

早期的中文打字机，也默认了“所打即所得”的原则，但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的笔画，并不像拼音文字中的字母那样只有一种排列方式(从左向右横向排列)，而是有着上下左右各种各样的排列与组合，这是机械打字机无法胜任的。也就是说，打字机只能将每一个汉字作为整体打出来。

因此“所打即所得”的中文打字机，必定有着巨大的字盘，因为常用的汉字就有好几千个，如果将不常用的也考虑在内，更是超出一万个。在“所打即所得”的原则下，中文可以被视为一种有着超过一万个字母的拼音文字，这在西文打字机面前当然仍是明显的劣势。

我还见过这样的中文打字机。1972年我进入上海一家纺织厂当电工，不久后我担任党委秘书，需要和办公楼里的女打字员发生工作联系了。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有几千汉字的巨大字盘，相当惊讶，我问打字员，你如何能从这么多字中找到你要的字呢?她笑笑说：熟悉了就不难。但实际上，培训一个熟练的打字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幸好，有人找到了第三条应对的路径——那才是突围。

从阳关大道到星辰大海

这第三条路径，很长时间只有一个人在孤独地行走，而且他至死也没有成功。这个人就是旅美作家林语堂(1895～1976)。

和之前各种中文打字机的研发思路完全不同，林语堂摒弃了巨大的汉字字盘，致力于研发一种和西文打字机差不多大小的中文打字机。1947年他的中文打字机研发成功，他将它命名为“明快打字机”。从样机来看，明快打字机的外形尺寸是：46×36×23(厘米，四舍五入只取整数)，这和当时流行的西文打字机相比只稍微大了一点点，安放在一张书桌上也是相当合适的。

但是和西文打字机简单的机械结构相比，明快打字机内部有着惊人的复杂结构。里面有36根八棱柱，每6根棱柱围绕一个小圆筒组成一组，而这6组棱柱又围绕一个大圆筒，组成一种类似太阳/行星/卫星的神秘组合。每根棱柱有8个平面，每个平面从上到下刻有29个汉字或字符。这套神秘的机械结构中，实际上藏有29×8×36=8352个汉字或字符。

用明快打字机打字时，每个汉字只需敲三键——前两键在一个可以排列8个汉字的小窗口中呼出8个汉字，第三键敲数字键在小窗口中选择正确的汉字。整台明快打字机面板上一共有72个键，每个键上标有各种符号。

明快打字机虽然结构复杂，使用却相当简单，打字员可以很快学会使用。1947年林语堂公布了他的这项发明，当时的《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新闻周刊》等媒体都做了报道。

但奇怪的是，林语堂一直找不到量产的投资者(他用自己的钱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