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思路性调整：将体制因素变量化

笔者认为，若要实现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间能够进行内生变量的数理分析，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分析客体的特殊性。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从计划向市场的瞬时(三年左右)转轨国家均有不同，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向市场特长周期转轨的二元体制国家。体制改革动能释放和改革开放动能边际递减，成为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和增长的主要影响方面和过程。因此，现有教科书中不含体制安排变量的各类模型，刻画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消长变化经济体系的运行，客观地讲，有着方法上的局限性。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分析客体运行中存在着行政计划与市场配置间的二元体制扭曲。一些扭曲可以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纠正。而相当多由法律法规约定形成的扭曲，不可能通过变通加以纠正;还有相当多或者违法或者不违法模糊地带的扭曲，其变通纠正可能被追究违法责任的风险较大，还有因其变通纠正支付成本大于收益的扭曲，也不能够被纠正。因此，行政计划和市场配置之间的扭曲被改革纠正，或者还未被改革的扭曲，或者新形成的扭曲，常态化地影响二元体制经济的运行。

再次，需要将体制安排及其变化看成是流动中的各类闸口及其开关。体制变动因素能够以自变量进入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计算中，需要调整以流体(要素、商品、货币、投资、消费、贸易和债务等)为主变量的思路，将国民经济看成是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运行体系，而体制安排则是影响各类流体流动的闸口变量。这些被安排的体制——各种不同的闸口，开或者关，开大或者关小，都会对经济流体的流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投入的效率及其产出和增长。

第四，最为关键的是，将体制安排闸口变动设置成逻辑分析中可测度的变量——差值，其可以通过二元体制各类市场经济标准值与相关行政计划影响扭曲值之间进行比较求得。思维的逻辑是“应该有但实际没有，应该有多少但实际多了或少了”的反事实法和“将扭曲纠正到标准状态”的标准事实还原法。差值变量的功能是：表示体制闸口处于关闭或者打开，测度处于打开状态体制闸口的大小。其意义在于，使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理讨论从定性议论转变为定量研究成为一种可能。

在二元体制经济中，差值是一个内生的变量。体制安排和变化与生产要素、各类支出、货币等不同，它不是流体性变量，而是一个闸口性变量。但是，差值作为嵌入经济运行体系内部的行政计划机制性变量，对本来应由市场配置资源流动过程，在经济体系内部起了开或关和大或小的作用。负面看，闸口的设立和固化，造成了资源配置内部流动的放缓、拥塞和淤积，影响经济的产出和增长;正面看，如果改革体制使闸口从关闭到打开，从阻塞到畅通，资源配置流动加速，效率提高，则会释放各方面被禁锢的内生的产出和增长潜能。

2.扭曲损失和体制剩余及其增长潜能的数理逻辑

当我们将二元体制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看成是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体系时，流体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和工资、利润和地租等产出，而z则可以看成是影响流体流速流量的体制安排。对此，可以用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的比较，观察闸口变量的大小;也可以用禁止交易，或者允许交易，观察闸口是关闭还是打开。

首先，我们计算体制扭曲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如2021年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总资产为311万亿元，其扭曲的资产总利润率为1.45%[1]，因给市场竞争性民营企业的贷款利润比国企高，其资产总利润率标准值最低也需要6%，标准值减扭曲值的差值为4.55%，

国有企业总资产311万亿元乘以资产总利润率差值4.55%，计算出闲置浪费和低利用造成的产出利润损失规模为14.15万亿元。

其次，计算体制性剩余[2]。非价值性的闲置浪费资源，也可以用式(3)计算。比如，2021年与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其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比率的标准值为10.30%。因迁移管制、教育城乡隔离、住宅汽车外地户籍限购和部分工作岗位外地农村户籍歧视等阻碍，中国同期这一扭曲比率值为24.41%，差值为14.11%。差值乘以总就业劳动力74080万人，农业中淤积低利用劳动力，即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规模为10453万人。[3]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对价值产出，可以这样计算，低效率造成的产出损失除以市场经济标准值，即体制性剩余数量：

这个数量也可以很确定地计算出来。如前面计算出2021年国有企业311万亿元资产的利润产出损失为14.15万亿元，其除以民营企业资产利润率标准值6%，全部国有企业没有正常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剩余资产为235.83万亿元。

最后，仿真推演改革提高效率的新获得增长速度。体制改革的目的是盘活释放这部分没有正常发挥产出作用的体制剩余要素，以此加速经济增长。提高效率而促进增长的算式是：

比如2021年，就业总劳动力为74080万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10453万人，进行户籍改革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0年中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配置，假定劳动力产出系数为0.5，改革强度年度间平均，则未来10年仅农业领域体制性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