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2024年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为202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指明了方向。
2023年，面对经济恢复过程中的重重压力，积极财政政策靠前发力、持续加码，包括延续优化完善一大批减税降费政策、专项债券加快发行使用、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等，有效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促进扩大内需。特别是2023年四季度以来，一系列“重量级”政策相继出台，比如增发1万亿元国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前下达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等。这些政策“含金量”之高超出市场预期。
随着一系列重磅政策落地实施，2023年我国经济运行延续持续恢复向好态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最核心问题依然是总需求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间投资下滑，2023年大部分时间持续负增长;二是国内消费恢复动能相对不强，消费虽然是经济恢复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但加总来看消费恢复距离合理或潜在消费水平仍有明显差距;三是出口放缓，2023年按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大部分时间为负增长，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稳增长依然是2024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作为宏观调控机制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财政政策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要求，用好财政政策空间，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统筹有限的资源继续加力提效，找准抓手着力扩大内需，增强内生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但基于当前的财政状况，财政政策稳增长不能再像以前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时期那样大规模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而应审时度势、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让有限的财力和政策发挥最大的作用，在聚力稳增长的同时严格防范财政风险。
一是保持适当支出强度。在财政收支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的背景下，为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2024年不能再拘泥于3%的赤字率，而应该适度上调，但考虑到2023年预算调整方案后年度赤字率已经上升至3.8%左右，其中新增1万亿元特别国债资金实际是横跨两年的安排，将有一半用于2024年，因此2024年度财政赤字率安排不宜再进一步提高，具体可考虑安排为3.6%左右，以保持适当支出强度，释放积极信号。
二是合理安排政府投资规模。综合考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2024年新增专项债规模可考虑继续安排为3.8万亿元。要快速下达预算内投资和提前下达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好用足专项债券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专项债与市场化融资有机配合等政策，最大程度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和放大作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市政、交通、生态环境、社会事业等补短板项目建设，争取带动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投资，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稳定投资需求和预期。
三是最大限度下沉财力兜牢兜实“三保”底线。2024年中央财政要继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地方财力保障水平。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促进转移支付资金规范高效使用。要特别关注那些财力较为短缺的地区，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下沉，做好基层“三保”工作，确保基层财政安全平稳运行。
四是高质量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自2008年底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减税降费便作为重要政策手段之一持续实施，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创新活力、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的宏观税负持续下降，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已从2018年的17%下降至2022年的13.8%，未来继续大规模减税的空间在收窄，同时减税效应也在递减，切实需要考虑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各级财政的可承受能力，这样才能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所以，2024年减税的重点应转向减税降费政策的优化和完善上来，更加强调税费优惠政策的结构性和精准性，高质量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让税费优惠政策作用得到更精准的发挥。
五是更加注重提质增效。加大收入统筹力度，将依托行政权力、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以及特许经营权拍卖收入等按规定全部纳入预算，未纳入预算的收入不得安排支出。认真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加强“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进一步加大存量调整力度，重点针对当前存在的财政支出结构固化问题精准发力，坚决取消不合理支出和无绩效支出，切实将该减的项目减下来，集中财力保障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基本民生、区域协调等重点支出需要。严格落实既定化债举措，在有序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的同时，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健全化债长效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