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20日，广东省发布了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期为2023—2030年，展望至2035年，为五大都市圈明确发展“路线图”。

近年来，都市圈建设如火如荼，成为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作为一种超越城市的空间形态，都市圈为我们构建了一种什么样的关于城市未来发展图景?南方财经全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对话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人从农村集聚到城市，从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从城市的外围集聚到中心城区。”

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向心城市》一书中总结的人口流动三大趋势。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圈”的设定尤为特殊。都市圈，简单意义上是指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性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从形态上看，都市圈似乎涵盖陆铭总结的三个趋势的全部进程，又超越了单纯的人员流动范畴，纳入了产业、交通、教育等多个维度，显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特点。

陆铭认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外围中小城市，就像太阳系里的太阳和行星。“太阳”越大，越有利于外围“行星”接收到它的能量。而“太阳”对“行星”的辐射带动作用，取决于轨道交通等物理层面的联通性，以及城市间体制机制的协调对接程度。

12月20日，广东省印发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

都市圈建设提速，应如何协调城市间的产业、人才等要素竞争，理顺发展思路?南方财经全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约访了知名学者陆铭。

都市圈内“隐性壁垒”如何打破——探索在都市圈层面设置协调机构南方财经：目前，全国各地都有都市圈的相关规划，效果显现各不相同。都市圈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和教训?

陆铭：都市圈是指以核心大城市为中心，联合外围的中小城市形成一体化发展态势。有一个标志性的判断标准，就是“一小时通勤圈”，住在外围的人可以便捷地到中心来就业和消费，在中心的人或企业为了某种功能，也可以便捷地往返外围地区。

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佛、深莞等都市圈。广佛地理位置上接近，不管是物理形态上的联通性，比如广佛线的开通，还是管理层面上的对接程度，都比较高。我经常打个比方，不考虑行政边界的话，广州和佛山就相当于上海的浦东和浦西。深莞的一体化程度也非常高，但轨道交通的建设相比广佛，在联通性和密度上还有一些差距。

从全国来看，其他都市圈要么是中心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够强劲，要么是都市圈的规划面积太大。从“一小时通勤圈”的角度讲，都市圈的面积应该在1-2万平方公里，但有的都市圈规划到了6万平方公里。这也导致有些都市圈不仅跨越城市边界，还跨越省级边界。

在《向心城市》里有一组测算：若跨省的两个城市的距离是200公里,两个城市的车流相当于同省两个城市之间相隔302公里的车流。这意味着，省级边界把城市距离拉远了大约102公里。

行政边界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这是未来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南方财经：大湾区城市密集，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在地理位置上相当接近，在优势产业上也有相似之处。都市圈的设立是否会让湾区城市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如何打破竞争大于协同的怪圈?

陆铭：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企业选择在哪里落地，更多考虑的是盈利。盈利目标满足后，企业的上下游自然就会集聚，形成产业链。

而纵观各个城市的产业规划，地方政府为了最大化GDP和税收，不光是市与市之间，市内的区和区之间都在相互竞争，产业趋同，“你要的东西我也要”，造成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分散的决策会导致区域协调效果较差，未来可以探索在市级之上，在都市圈层面设置一级协调机构。

政府的招商引资机制也可进行探索，比如在都市圈层面，以参股的形式成立政府引导基金，每个城市的税收多少就按比例参股多少，让基金的投向超越城市的本位利益。

虽然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但目前来看，市场经济的力量是强大的。比如，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和资源的紧缺，深圳的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制造业外溢到外围城市，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政府应负责出面协调，提高周边城市的工业用地供给，顺应这种趋势。有些与创新联系更紧密，且占地不多的企业，仍然可以留在中心城市，甚至有些工业还可以“上楼”。

南方财经：深圳与香港仅一河之隔，也符合“一小时通勤圈”的标准。在深圳都市圈建设过程中，香港处于什么位置?

陆铭：我们讲“一小时通勤圈”，而香港到深圳最快就十几分钟，大量的人在香港上学、上班，住在深圳，深港在空间、流量上已经符合都市圈概念，在基础设施、人员往来、产业互动等方面的融合程度正在不断提高。

至于叫不叫“都市圈”，我认为名字不重要，推进实实在在的优势互补才是重要的：香港提供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