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创造了两大奇迹,成为经济学理论界的谜团:
一是高速增长之谜,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与货币化历程,GDP增速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8%以上。
二是“无危机增长”之谜,在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除了外部危机的传染(比如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次贷危机),自身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与发达国家基本十年一次的崩溃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屡屡打脸“中国经济崩溃论”?原因何在?一个直观的解释是: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解决了发展中的问题。
比如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传染到中国后,中国出现了三角债危机,银行坏账高企,国企破产下岗,因此不计一切代价加入WTO,用全球化解决了危机,并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
比如2009美国次贷危机传染到中国后,中国基于全球化的外循环体系(出口)遭到破坏,出口崩塌,因此大力推动国内各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城市化(房地产开发)的“大借贷—大投资”的内循环替代了外循环的收缩走出了困境。
而且让人感到庆幸的是,每一次危机都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上一个新台阶。
1990年经济遇到困难后,1994年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企创业、外资进入中国创造了开明稳定的制度环境。
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困难重重之下于2002年加入WTO,真正融入全球化体系。
2009年全球次贷危机后,2012年旗帜鲜明的确定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占决定性地位”的改革开放最强音。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的份额反而大幅提高,各种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确立了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挫折让一个人成长,危机让一个国家进步。当然前提是,要坚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拥抱世界主流文明。
更重要的是,要谦逊自省,建立一个可以包容多样化的结构——多元意味着韧性,意味着更有效的缓冲危机。很可能,恰恰是“中国崩溃论”让中国避免了崩溃。如果有一天只剩下一种声音,那才是最危险的。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在重大冲击发生时缓释和消解了危机,这或许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
1,城乡二元。当经济下行,城市大量失业人口可以回到老家暂时渡过难关,乡土中国承载了劳动力回流蓄水池的作用。除此之外,乡镇还可以消化城市过剩的产能,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乡村振兴等。
2,国民二元。国企规模大,工作稳定,当发生外部冲击的时候,不会像民企那样破产(国企即使亏损也很难破产)。因此,当经济上行期,劳动力向工资高的民企流动;经济下行期,劳动力向财政投资主导的领域流动。国企和财政主导的项目虽然效率低,激励不足,但是可以在经济下行期承担社会保障的作用。当然,这很可能以牺牲长期经济效率为代价。
3,数实二元。最近十年,中国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为实体经济失业的劳动力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会。据统计,当前依附在网约车、直播、微店、在线服务、外卖、快递等数字平台上的就业人口近两亿人。
4,内外双循环二元。次贷危机后的十年,出口大幅下滑,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经济形成了“外循环(主要是对美国出口)+内循环(主要是房地产投资)”的双循环格局。这种经济双循环二元格局对应的货币双循环是:美联储扩大资产负债表(印美元)创造消费需求从中国进口,中国商业银行扩大资产负债表(印人民币M2)创造信贷和投资,形成了一轮前所未有的超级债务周期。
然而当下,这四大二元结构都在收敛和中断。城市化率接近70%,大量乡镇凋敝,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回不去的家乡”;国企越来越庞大,债务越来越沉重,地方财政处于极限状态,无法大面积创造就业项目,体制内门槛越来越固化,国企-民企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难,国进民退到了一个临界点;数字平台吸纳灵活就业的人口也几乎饱和,何况最近几年对数字资本和教培行业的清理,造成了大量额外的失业。
至于双循环二元结构,受到三大外生冲击:
1,中美贸易战。中美之间的双循环并不是平衡的,长期处于双失衡状态,即中国对美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中的FDI都是顺差,意味着不仅中国的出口企业赚取了美元顺差,美国跨国企业因看好中国也向中国大量投资。这种经济的双失衡格局被特朗普转化为政治资源,发动中美贸易战以赚取选票和支持率。而拜登时代,则采取了更加凌厉的攻势,加速了产业链的外迁。而新建立的外循环结构,无论是俄罗斯还是非洲,很难承载中国制造如此大的产能。外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2,全球新冠疫情。新冠疫情的冲击有两个,一个是原生灾害,造成大量人员感染、生病、死亡,全球有上千万人病亡,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生产和消费等活动萎缩。另一个是次生灾害,也就是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企业停工停产,个人无法线下消费,经济大幅收缩。疫情爆发后两年,中国依靠严格的防控措施最先复工,出口创造新高。
3,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引发了各国政府的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