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量范式转向存量范式是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前提。也就是中国已经走完了为积累原始资本的“大投资时代”，当前处于如何向存量资本资产要红利的“运维时代”。新时代的投资范式，无论是轮动选股还是周期择时，都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尤其是转型时期伴随着剧烈的价值重估，系统性风险-收益β会全面碾压个体α，个人因此需要从特殊领域中，精益求精才能找到有限的特殊机会。

而在过去的大投资时代，在轰轰烈烈的增量-流量加持下，不挣钱或想亏钱都很难，负债很容易形成资产。而在存量运维时代，当杠杆去化、货币减速、需求收缩的时候，资产一转眼就成了负债。此时感觉好像四处都缺钱，同时赚钱也越来越难。一切从俯仰皆是的普遍机会，转变为特殊时代的特殊机会。那些可以穿越周期，仅仅因为价值重估被时代错杀的优质资产，则是一生一次的抄底机会——前提是你能熬过周期，剩者为王。

β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退潮，个体化、个性化的努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投资时代的落幕也意味着普惠式的机会窗口关闭，继商品卖方市场结束后，传统资产卖方市场也行将结束，包括房地产和股票。无数个围绕着高速增量模式生存的“食利阶层”将难以维系。最近几年，公共服务部门、金融、医疗等行业的反腐，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家意志，而是社会大多数人的诉求。

这并不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终结”，而是一个很自然的周期现象。中国俗话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关键是，山珍海味觥筹交错的盛宴结束之后，人们能否以平常心态安静的回到生活日常——从轰轰烈烈的大投资时代走向平静的高质量发展时代。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必须要调整心态适应这个漫长的新常态。

更重要的是，当轰轰烈烈的增量大投资时代结束，还有多少人没有吃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后面新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如何获得与上一代同样的机会?要知道，在世界最大的大学教育产业里，中国设置的学科和专业还是按照大投资时代设计的。同样，在大投资时代积累原始资本的同时，也积累了天量的债务——这些债务的设计，无论是收益率还是久期，也都是按照大投资时代可以继续借新还旧的模式设计的。

在不同时代，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也不一样：

在大投资时代，政府面临的是如何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如何通过房地产和土地开发的模式快速推进城市化。以土地财政为原始积累的资金来源，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市长们像扩大公司规模一样“摊大饼”式的扩建一个城市。时至今日，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已无与伦比，现代城市鳞次栉比，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簇拥成群。今天，市长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建设、投资城市，而是运营、维护城市。在大投资时代，企业面临的是如何快速的扩大规模抢占市场，如何利用中国劳动力和环境要素成本低的红利窗口吃到第一桶金。尤其是，利用中国资本市场前注册制时代资本成本低的时机(IPO成倍溢价，定增和减持非常容易)，抓紧扩大资产负债表。在2021年中概股被整治以前，中国的上市公司可能是全球获得资本溢价最高的公司，毕竟一个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大国经济谁会不看好?而今天，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规模反而成了负担。同样在大投资时代，居民虽然还没有像样的资产组合，收入还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还是现金流量表时代，但是谁都知道，攒钱买房是保值增值和获取新的社会身份(市民身份)的不二途径。在这个时代，以工资收入储蓄流量通过按揭这一杠杆工具获取住房资本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投资行为，甚至是成为一种文化。新中国建立以来，居民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财产性收入。但是，今天当房地产发生剧烈调整的时候，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破损，成为吸食储蓄和抑制消费的黑洞。于是，将资本支出投资的朱格拉周期与建筑投资的库茨涅兹周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三十多年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货币化与城市化运动。由于特殊的“抢政策窗口”周期和地方经济发展竞争，其中也有步子过快、用力过猛的问题。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以政府为主导而市场化比较薄弱的领域，出现了更加短促的周期波动，比如投资过剩、债务过重等。

当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其它国家上百年进程，这往往意味着很多问题来不及消化，基本的结构来不及再平衡，主要的矛盾和风险来不及调整和缓释。当一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特殊的形式爆发出来。这个是已经走过这一历程的发达经济体一再证明的事实。而且，这些发达经济体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危机，而是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

当曾经沾沾自喜的工业国家最风光的20世纪上半叶，是以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极限悲剧落幕的时候，几乎面临着同样历史窗口的中国今天该如何选择?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便是唯一的答案。这是理解当前所有政策逻辑的基本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在技术路线面临的一个难点是，如何让一个高速飞行了四十年的增量经济体实现“软着陆”。软着陆意味着不能发生发达经济体已经走过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人道危机的悲剧。这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比如日